林冠英回马六甲

没有意气风发的踌躇满志，也没有大权在握的趾高气扬，好一个林冠英，当上槟州首席部长后首度回马六甲，就很谦卑说：”我还是原来的我！”

简单七个字，饱含深情款意；听入耳，心房暖，马六甲人倍感温馨。

本届大选，林冠英离开马六甲到槟城开拓政治生涯的另一次启航。马六甲人民体谅他的痛苦抉择，却难以理解舍弃十拿九稳的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席到人地生疏的槟州打天下。毕竟，丹绒三役皆墨阴影，挥之不去。

马六甲是林冠英从政起点，也是使他摔一大跤的伤心地。1986年首次出征，就以近两万票巨大差额击败马华苏进安；二度蝉联，地位如日中天，政途一片灿烂，却为一位友族少女出头而锒铛入狱。

出狱后的林冠英失去一切：专业资格、退休金，还有禁足政坛五年的政治迫害。认清已无回头路，林冠英勇敢面对残酷现实，下定决心在政坛重新站起来。

马六甲人深信他没有错，万千选民知道错不在他，槟州人民认定他足以信赖、能担大任。没有林冠英的马六甲行动党坚强依然，创下一国五州辉煌战果；林冠英不让马六甲人失望，马六甲人也不负林冠英期盼。

感谢记者忠实报道，让我们分享林冠英在马六甲与老朋友会面的欢愉和激情。

到华教耆宿沈老的家，与沈老分享对时局看法，获赠”坚持到底”诤言……沈老说”我们三人以前都一起坐过牢”，令人想起茅草行动的恐怖。

“不经一番寒彻骨，那得梅花扑鼻香？”英雄好汉必须历经磨炼，才能像火后凤凰展翅高飞！

林冠英几度提起林晃升，非常感性地说”可惜他看不到今天的局面，不过他的两线制理想已经实现了。”荡气回肠。

人民联盟执政五个州尽管令人鼓舞和充满希望，两线制还需时间考验；好 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促成两线制，人人有责。站上高点的林冠英，必须战战兢兢为人民造福，紧记”民为上，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之所欲，常在我心”， 做到行政透明化，政策公平化，还得与全体人民配合，加速民主化进程，使真正的两线制早日实现。林冠英，勉之！

(2008.3.25.东方日报《龙门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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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黄祖凌辞职

<黄祖凌辞职>见报后，朋友问：多家华文报都不屑刊登这则新闻，为何要写？

我说：无论在个人定位还是意义上，黄祖凌辞职都与甲华堂本届理事会成立以来连串辞职事件有本质上的差异,必须让更多人了解。

辞这个高位，黄祖凌不是第一人。值得写，不是由于他辞的是署理主席这个第二把交椅；在他之前，留台代表沈墨义已经辞过署理主席了。

黄祖凌是以马六甲董联会代表身份提名，在没有竞争之下不劳而获进入理事会的。他虽然是个人会员，但是他在理事会的定位是“团体代表”，明确得很。

2007年8月杪，黄祖凌不顾董联会、董联会主席、署理主席、总务联署谴责甲华堂领导人乖离创会宗旨公开信，并在记者会要求陈瑞燕、文亚苏下台的事实，公然与所代表的团体董联会唱反调。董联会随即撤销他的代表资格。

代表身份既已被撤销，理应让贤，可是黄祖凌在陈瑞燕、文亚苏力挺下，宣称以“个人会员”身份继续留在理事会，还发律师函予董联会“讨回公道”。

华团处理“谁是代表”争论，通常是尊重有关团体的决定或保持中立；甲华堂领导人不循惯例，反而委任黄祖凌当署理主席，使黄祖凌身份非凡，暧昧得很。

陈瑞燕入主甲华堂以来，纠纷四起、争论不休，矛头都针对她的领导方式和党团挂钩使甲华堂违背创会宗旨，有负华社意愿。

陈瑞燕、文亚苏等人费尽心机扭曲原本是严肃的原则立场争论，说是“落选者不甘心失败而煽动情绪。”黄祖凌辞职彻底粉碎了这个歪论，“落选不甘”论随之破产。

黄祖凌向来就是当权派的忠贞支持者，高升之后，原应与陈、文二人紧密配合，相处愉快才是，岂料蜜月期这么快成为过去，黄祖凌终于步沈墨义后尘，挂冠而去。

拍案叫绝的，是黄祖凌对中国报说的辞职主因，是不满陈瑞燕的领导方式，他清楚表明是不愿当“应声虫”而离去。

这么说，正好印证甲华堂发起人、会员、华团这几年对领导人的批评和指责是有所依据的，绝对不是落选者的挑拨。

企图通过“内部感化以搞好华堂与华社关系”的黄祖凌，“摄政”期间虽然得到理事会大力支持，却不得不屈服于权威，必须“离开华堂向华社请罪”，还说是非功过，“交由华社去判断”，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2008.3.21.龙门阵.东方日报）

悼念王生伟

时间过得真快，王生伟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

1998年3月20日，噩耗传来，华社同声一哭。哭英年早逝，哭天忌英才，哭哲人其萎，哭长才未竟，哭栋梁摧折，哭……

出殡场面令人难忘。不是什么大人物，也没有什么足以”光宗耀祖”头衔，更没有腰缠万贯、财大气粗的”气势”，却有自动自发，来自四方八面的人群，带着忧伤，怀着崇敬，默默到灵前致祭，陪他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

没有哭声，唯有诉不尽的哀伤。哀他撤手人寰时，没有留下片言只语；哀他离开尘世时，没有亲人伴在身傍；哀他溘然长眠，三天后才被发现……

“大傻瓜”去了，永远离开他献身的华社，他热爱的文教事业，还有与他相濡以沫、志同道合的伙伴……

“大傻瓜”是德高望重的沈老在华社主办<王生伟追思会>说的。沈老当然是说反面话，真正用意是唤起人们学习王生伟默默耕耘、敢承担、不为名、不为利，真心诚意为华社文教事业献身的精神。

功利主义挂帅，急功近利思想主导下，聪明人是不愿象王生伟那样搞吃力不讨好的活动，不计得失，忘我投入工作；任劳任怨，就是为了那一分热执着，那一分热忱。

王生伟很有使命感，一生致力于提升民族素质，发扬民族文化，培养接班人，从不言倦。

王生伟是杰出领导人，他的组织和领导才华是公认的。他虽然不在了，但是他对文教事业的贡献，永志人心；他为人处世、工作方法、献身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诗人臧克家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王生伟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王生伟生前与友好检讨历来主持的文教活动时，认为第六届全国华团文化节使他最有成就感；他认同的三大成就之一，就是每年在三宝山点燃文化火炬。

他说这项常年活动确立了三宝山的历史定位和文化价值，一再提醒千万不可以放弃，一定要发动华团全面参与，号召年轻人出席，唤起华社对文化财富的重视。他还说下一回轮值马六甲主办文化节，他一定再效力，办得更好。

壮志未酬，王生伟竟因心脏病突发而离开他热爱的文教事业和伙伴。九泉之下的王生伟，如果知道引以为傲的三大成就之一，如今面临”不祥、换地点、没新意”咆哮，不知作何感想？

（2008.3.20.众议园.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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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政治，超越政党

本届大选充满变数，执政党小心翼翼应对，反对党更是不敢掉以轻心。成立政党目的就是在政坛争一日长短，民主体制下的选举是体现和考验政治理想的时刻，政党怎能不认真看待大选，全力以赴？

华人喜欢组党结社，我国华团数目之众，放诸全球，应是首屈一指。华团在大选时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前几届大选，华团特别急于表态。华总甚至联合各州属会在华文报刊登全版支持执政党的广告；全国性华团组织也纷纷出面，或全版广告，或书面文告，或记者会，或重量级人物发出”安定发展”呼吁，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可喜的是：这类现象在本届大选罕见了，至少在撰写本文时还未出现。这显示了什么？是华团领导人的认识提升了，还是会员的不平之鸣发挥了作用？

华团是非政府组织，对政党政治的立场应是如何，其实早在1980年代，十五华团总领导机构就已经订下”关心政治，超越政党”的明确原则。

这八个字可圈可点，集中反映了华团应遵循的正确路线和办事方针。一些别有居心的政党文棍刻意歪曲，把”超越政党”说成”超越政治”来大做文章，非议这个正确路线方针，诬指支持者犯了”政治敏感症”。

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从微观的生活起居到宏观的政经文教，都与政治息息相关。人不能超越政治，团体更不能；

强调关心政治，是要了解政治发展，力阻有违民主、有悖民权、蔑视人权之类事件发生，必要时作出及时警示，提升民主意识，也提醒当政者；强调超越政党，是华团应站在全民立场讲话做事，不能囿于政党之见或把政党政治带入华团，破坏团结，引起纠纷。

大马工商联合总会会长丹斯里钟廷森针对槟州工商会因首长之争退出槟华堂事件说的一番话，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原则。

他斩钉截铁说：”商会内肯定有支持执政党和反对党的人，不应用会的名义涉足政治，因为这将影响内部团结……总之，商会就不应当牵涉政治，表明政治立场。”

华团领导人应该认真研读卓尔不群的钟廷森发出的铿锵之声，把钟廷森的讲话当座右铭，以免因个人政治立场而使团体成为政党的外围组织，违背了创会宗旨，导致纷争不断，公信力荡然无存。

（2008.3.15.东方日报《龙门阵》）

写作人的困境

朋友赞我能够涂涂写写，以写作来发牢骚，我通常报以一笑。

写作人其实也是满腹委屈的。版位少、稿酬低、敏感课题不能谈、随时会踩到底线等等，众所皆知；评论人与事，还得提防无孔不入的诽谤法令；报章为了自保，审稿尺寸比过去严谨得多，使写作人不能畅所欲言……

为五斗米折腰的受薪阶级，更要察看老板脸色，避免擦枪走火误伤老板，或者有损老板利益而工作不保。

对比较熟悉的朋友，我很喜欢引述某评论人的遭遇来反映写作人的困境。

与这位写作人份属同窗，相同嗜好使我们经常把酒言欢，无所不谈。他向我吐露的一件事，听后令我瞠目结舌，连喊“竟有此事！”

“起因是这样的，”他说：“有一回，一个不算很熟悉的朋友在我度假时，紧紧张张打电话通知我说老板很不喜欢我。”

朋友与老板意见不合由来已久，也知道老板不可能喜欢他，于是据实告诉对方。

“这一次不同了，老板要你在写作和工作之间作一选择。”对方说。

朋友忙问何故。对方说：“昨天我到你们公司一位董事的办公室谈天，你老板走进来，丢一叠剪报在桌上，说这是你写的一些批评政府的文章，又说要你在写作和经理之间做一选择，要写作就不要当经理。他所持的理由是公司经理这么批评政府，万一公司或厂遇到问题需要执政党议员帮忙解决，他们会乐意协助吗？”

朋友怀疑老板是开玩笑的，对方说：“他在我这个外人面前这么说，可见心意已定，你要小心。”又说：“这原本是你们公司内部的事，我是外人不便插手，但是我素知你的为人，也读过你的文章；与朋友商量，他们都要我通知你，让你有所防备。”

朋友如何摆平这件事，已无关重要。总之，目前已离开这间公司，退休了。

朋友意犹未尽，接着说：“老板为何这么对我？百思之下，终于想到一个可能，就是老板热衷于可以’光宗耀祖’的衔头，自己申请或通过关系托人帮忙而不可得，把气发在我身上。”是耶？非耶？纯属臆测；既已离开，没兴趣追查了。

写出来，是让人知道写作不如一般人想象那么惬意。

（友人遭遇，若有雷同，实属巧合。）


（2008.3.14.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关心政治，超越政党

本届大选充满变数，执政党小心翼翼应对，反对党更是不敢掉以轻心。成立政党目的就是在政坛争一日长短，民主体制下的选举是体现和考验政治理想的时刻，政党怎能不认真看待大选，全力以赴？

华人喜欢组党结社，我国华团数目之众，放诸全球，应是首屈一指。华团在大选时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前几届大选，华团特别急于表态。华总甚至联合各州属会在华文报刊登全版支持执政党的广告；全国性华团组织也纷纷出面，或全版广告，或书面文告，或记者会，或重量级人物发出“安定发展”呼吁，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可喜的是：这类现象在本届大选罕见了，至少在撰写本文时还未出现。这显示了什么？是华团领导人的认识提升了，还是会员的不平之鸣发挥了作用？

华团是非政府组织，对政党政治的立场应是如何，其实早在1980年代，十五华团总领导机构就已经订下“关心政治，超越政党”的明确原则。

这八个字可圈可点，集中反映了华团应遵循的正确路线和办事方针。一些别有居心的政党文棍刻意歪曲，把“超越政党”说成“超越政治”来大做文章，非议这个正确路线方针，诬指支持者犯了“政治敏感症”。

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从微观的生活起居到宏观的政经文教，都与政治息息相关。人不能超越政治，团体更不能；

强调关心政治，是要了解政治发展，力阻有违民主、有悖民权、蔑视人权之类事件发生，必要时作出及时警示，提升民主意识，也提醒当政者；强调超越政党，是华团应站在全民立场讲话做事，不能囿于政党之见或把政党政治带入华团，破坏团结，引起纠纷。

大马工商联合总会会长丹斯里钟廷森针对槟州工商会因首长之争退出槟华堂事件说的一番话，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原则。

他斩钉截铁说：“商会内肯定有支持执政党和反对党的人，不应用会的名义涉足政治，因为这将影响内部团结……总之，商会就不应当牵涉政治，表明政治立场。”

华团领导人应该认真研读卓尔不群的钟廷森发出的铿锵之声，把钟廷森的讲话当座右铭，以免因个人政治立场而使团体成为政党的外围组织，违背了创会宗旨，导致纷争不断，公信力荡然无存。

2008.3.6.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不能说还是不敢说？

关心台湾政局的人，当会知道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由国民党连战和民进党陈水扁对决。连战的民调一路大幅度领先，不料投票前夕发生所谓319枪击事件，两颗魔法子弹使陈水扁成功蝉联总统。

国民党应对突发事件能力不足是连战败选主因，但是陈水扁赢得并不光明磊落，要求彻查枪击事件的声音不绝于耳。陈水扁集团为了自身利益，硬要侦查此案的部门和有关人员根据他的意愿办事。近四年了，枪击事件仍然是悬案。

陈水扁政府装模作样请来了国际知名刑事鉴定专家、已入籍美国的李昌钰千里迢迢前来鉴定。可是陈水扁从来就不是光明正大的人，不曾有过好居心。根据李昌钰事后谈话，此行言明是“只讲物证”，是“物证鉴识”，跟刑事侦查、抓人动机无关。

因此，李昌钰的报告只志明陈水扁肚皮的伤是枪伤、子弹是从外面射进来的、子弹是土制的几点。这样的侦查结果当然不能使人满意，也使人们寄望李昌钰能够以他的专业，协助台湾人了解真相的意愿成了一厢情愿。前司法院长施启扬于是召集一批人组成“319真相调查委员会”，企求查出真相。

委员会曾经派两名委员秘密赴美与李昌钰会面，李坦言不排除319枪击事件有“自导他演”或“他导他演”的可能。

2008总统选举前夕，李昌钰终于透露“第一颗子弹是对着吕秀莲发射”，台湾一片哗然。

以李昌钰的专业和丰富办案经验，他肯定查出很多内情，当年为何不说？

知道的事不讲，通常有三种情况：不能说、不愿说、不敢说。李昌钰属于哪一类？为何迟至此刻才发出足以影响选情、对民进党不利的惊人之言？

答案呼之欲出：李昌钰是美国公民，当然以美国利益为重；当时不说，是美国政府对陈水扁还存有寄望，要继续扶持这个政权来保障美国利益。宋楚瑜的谈话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当年我们是在美国保证之下撤去50万人在凯兰格达大道抗议集会的，可是美国背信弃义，欺骗了我们。”

李昌钰此刻才说，显然是美国见陈水扁桀骜不驯，有意使他难堪，趁机教训。

李昌钰当年不是不愿说，而是不能说、不敢说；李昌钰的处境，凸显“不得不低头”的悲哀。华人这种委屈求全心态，放诸四海皆准。许多世故之人，包括戴上“代议士”桂冠的政治人物，不就像李昌钰一样，只愿说可以说的话，做可以做的事吗？

（2008-2-29.龙门阵.东方日报）

黄祖凌辞职

甲华堂主席陈瑞燕在南洋商报访谈说，“（消假）回国后首次召开的理事会议中，发生黄祖凌闹辞职的事。”

陈瑞燕格守2007年会员大会的“凡有争议须在华堂内部解决，不准在报章上各说各话”议案，只是点到为止，令人雾里看花，无从知道黄祖凌是怎么“闹”的。

本届理事会复选，陈瑞燕以“你不当署理，我不做主席”为大前提，坚决要沈墨义接受；之前她还三顾茅庐，极力游说沈墨义出任此职。岂料一个月后，沈墨义就因不满委任政治人物当顾问而辞去署理。这个职位一直悬空到黄祖凌出任。

敏感的人当会想到80位个人会员和27个华团去年8月杪发表联合文告非议甲华堂领导层，并在记者会公开要陈瑞燕文亚苏下台，黄祖凌在第一时间以副主席身份召开紧急理事会议力挺陈、文的事。黄祖凌是否因护主有功而坐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高位，不便猜测，他因此而被董联会撤销代表资格，人所皆知。

黄祖凌在理事会力挺之下保住职位，席未暇暖就离职，为什么？

详读黄祖凌对中国报记者谈的辞职原因，饶有趣味；列举的五大因素，都与陈瑞燕请假期间，他以署理身份主持大局时作出的决策有关。

他透露：陈瑞燕“不认同、不满、坚决反对”这些获得理事会通过的决策，等同他“在代主席期间犯了错误”。他接二连三被抹黑形象之余，“发现理事会不被尊重，无法再与华堂主席陈瑞燕共事”而辞职。

黄祖凌非常重视尊严和形象。之前辞益智华小董事长，说是为了维护华校董事会尊严；董联会撤销他的代表资格，他连发两封律师函讨回尊严；这一回辞职，基于尊严形象受损之外，还有无法“打好华堂与华社关系”的深深遗憾和无奈。

“壮志未酬身先退”，伟哉黄祖凌！他问心无愧，“没有做过出卖华社、华教的事”，觉得不应再做“应声虫”、“事与愿违”而辞甲华堂署理高位“向华社谢罪”，此情此志，几人能及？

黄祖凌把涅不准误当堂吉柯德，辞职以谢天下已成定局；陈瑞燕处理过不少理事辞职事件，经验丰富；倒是说过“理事会都认同黄祖凌的处事方法，而且所有会务都有在理事会上讨论”的薛任平秘书长，该如何在维护理事会尊严的同时，又照顾到陈瑞燕、黄祖凌的尊严与形象？

（2008.2.22.龙门阵.东方日报）

甲华堂的海南人理事

甲华堂成立之前，由中华总商会（中华工商总会前身）兼负大会堂职务。三宝山第三次被征用 风波过后，华社意识到有必要成立大会堂来汇聚全国力量，更有效地达到目的。中华总商会于1986年12月29日召集全甲华团代表大会，选出七人组成筹委 会：张锦良、黄循霖、林源瑞、符史勤、朱来礼、叶必和与我。

有趣的是七人之中，四位是海南人：黄循霖、符史勤、叶必和与我。复选时，我荣任主席，叶必和当秘书。当时有人开玩笑说”就看海南人怎么成立大会堂了！”

几经努力，甲华堂终于注册获准，1989年1月15日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选出第一届理事。

理事会由14位个人会员和29个团体的代表组成。中选的首届海南人理事有符史勤、叶必和、张业徕、朱开芳和我，共五人。

记忆所得，甲华堂历届理事群中，原籍海南的有：冯秋苹（署理主席）、符史勤（副主 席）、许万忠（副主席）、文亚苏（副主席）、江祥云（副主席）、叶必和 （副秘书）、王乃志（青年团团长）、王生伟（文教主任）、朱开芳（经济主任）、吴仁龙（经济）、张业徕（经济）、林明境（联络）、赵轩福（联络）、林雅燕 （理事），共14人。以十届430人次计，比率不大。

2005年第九届理事改选，中选的海南人只有符史勤和代表万宁社的文亚苏。当年的选举表 面风平浪静，实际上暗流汹涌。我原是安排的14位个人理事候选人之一，投票结果却是唯一落选者。符史勤当场指责有人操弄，过后与南大校友会主席崔耀成一起 辞职。该届理事，只剩文亚苏一个海南人。

2007年第九届理事改选，海南人增加两位：代表华轩俱乐部的江祥云和代表海南之友的林雅燕。他们两人都是被海南会馆开除会籍者，是第一次当理事。

吊诡的是：两人之中竟有一位在理事会议上提议开除我的会籍。我公开要提议者现身与我对话却始终不见对方有勇气面对我。难道这就是海南人的性格？

陈瑞燕担任主席三年，甲华堂被指乖离创会宗旨，华团、个人会员屡屡发文告非议。五位发起人不忍见到甲华堂继续朝违背华社意愿走下去，连发多次铿锵有力的文告强烈谴责，其中三人是海南人：符史勤、叶必和与我。

注：陈瑞燕是王生伟的太太，依华人习俗，她可以说是海南人，但本文指的是原籍，故未列入；前主席拿督郑永传已故前妻与续弦都是琼籍，海南人把女婿当半子，我常与他开玩笑说两个一半就是一，你也是海南人！

（2008.2.18.龙门阵.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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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燕的反传统精神

企业界出现许多表现不逊男性的女强人，比较之下，华团女领导人数目就远远不如；当州际大会堂主席的，只有马六甲的陈瑞燕一人。

陈瑞燕出身教育界，退休前是国中校长。她的作风如何，借用德高望重的张雅山先生在会员大会说的话，最为贴切。

陈瑞燕主持的2006年会员大会是历来最热闹、最多争论的大会，张老以顾问身份发言时，说陈瑞燕以“拿藤鞭的方式领导大会堂，要人站就站，要人走就走，才会导致风波不断。”一言九鼎，说出大部分人的心中话。

陈瑞燕当场表示愿意接受张老劝导，承诺将会改变作风。这个承诺，落实了吗？甲华堂理事应该最清楚。

“拿藤鞭”只是针对领导方式而言，陈瑞燕领导甲华堂三年，最突出的，是她的反传统精神。远的不谈，最近两件事，就足以体现她这个性格。

陈瑞燕在星洲日报元旦刊说：“文化节火炬礼是华总的活动，将交由华总去策划和决定。”

在三宝山举行文化火炬点燃仪式，是要突出三宝山的文化价值和历史见证的崇高地位。马六甲以拥有三宝山为傲，十多年来，甲华堂光荣地负起主办这项活动的神圣使命，认真策划，办得有声有色，陈瑞燕领导下的 甲华堂如今却不愿承担，交由华总负责。

陈瑞燕是否因她担任主席期间办的两次火炬礼皆因场面冷清引来诸多负面批评而如此表态，不得而知；把球踢回华总，且看一直认为甲华堂纷争是“内部事件”的林玉唐如何接球。

另一件事，是曾经力挺陈瑞燕的黄祖凌辞署理主席时对记者说的。他列举的辞职原因中提到“陈瑞燕坚决反对甲华堂举办活动筹美化抗日义士纪念碑基金，认为这不是甲华堂的责任，没有必要去发动。”

甲华堂成立以来，华堂主席就是纪念碑管理委员会的当然主席，每年的清明公祭，都由甲华堂主导。这是华社委托的光荣任务，向来如此，怎能说责任不在甲华堂呢？

反传统不一定不好，只是这样的反传统精神，确是令人感慨万千。

（2008.2.1.龙门阵.东方日报）

回母校，忆师恩

培三义卖当天，在后花园与友人相叙时，校长黄翠玲过来打招呼，说楼上有资料室，收臧好些旧照，叫我们上去看看。

见到“历届毕业照”册子，迫不及待翻阅。可是见到的最早一张是第四届的，我是第三届，很有失落感。

仔细看，说明是“第四届，1945”，这就不对了。我是1955年毕业的，第四届怎会是更早的1945呢？进一步想，方枉然大悟。早期，华社多以民国纪元书写年份，与公元正好差11年。

倒是从旧照中见到多位曾经教过我的恩师，勾起无限回忆。

一年级级任是曾恒师。人长得非常清秀，温文尔雅，喜欢穿旗袍。脸上经常挂着笑容，很有亲切感。

失去联络数十年，1991年杪出版「回忆云南园」时，上门请沈老赐序，无意间谈起，才知道她是沈老的亲戚，人健在，久居新加坡。我欣喜若狂，出书后立即寄给老师。很荣幸得到她勉励有加的回信。

赖日龙师是五、六年级的级任，教华文。他恨铁不成钢，认真又严格。一回测验，全班考得很差，他足足骂了一节，见我们无动于衷，急得哭出来。我经常以这件事与教育界朋友谈及当年的老师是多么尽职。

16年求学生涯中，我只被老师体罚一次。打我的正是赖老师。

应该是六年级的时候，班上的叶福来和陈金美交恶，相约放学后到永盛巴杀后巷决雌雄。我们怀着看热闹心情围观，两人各打对方一拳，就被巴杀的人拉开了。

没看到预期的精彩场面，第二天到校，却被叫到校长室审问，结果以“知情不报”落罪，由赖老师在班上“执刑”，十多人排成一行，每人打手心三下。

“决斗”的两位同学不知是否还记得这事，我却难以忘怀。每一回想起，当年被藤条打过的热辣辣感觉，似乎犹存。

赖老师退休后积极参与华团工作，我们经常见面。前些时候对他提起这件事，他说早已忘了。

当年的恩师，健在的还有林联登、林荣标、柳振江、方赛华、林金拉（林琼）、曾若心等人，故去的有许景东、傅庆章、林道南等。

中学六年，沉迷在收集中国邮票、听中国唱片、投稿，成绩平平，却能顺利完成中学和大学学业，必定是小学阶段打下扎实基础所致。一日师恩，终身为师；老师提携之情、教诲之恩，没齿难忘，感恩之心，永在心头。

（2008.1.30.众议园.南洋商报）

领袖的素质

年逾四十的中年人，年轻时代必定听过广播电台中文台出现的不伦不类华语节目。即使是“弦歌寄意”，也是以国语为主，只有提到人名和歌名时，才用华语念出。

华人听来不是味道，巫裔同胞也听不懂。马华马青极力争取十多年，最终是录下整段，把录音机抬到首相办公室播出来让首相听。首相听得莫名其妙，才解决这个课题。

那已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地球村时代，政治人物应有更宽广的胸襟，更远大的视野才是；思考问题也应当站在全民观点，以全民利益为考量，不能依旧以狭隘的眼光看待问题，华团领袖的素质也应当有所提升。事实正是如此吗？

华社对不久前突然出现的宣布，说明年四月起，第二电视台将在所有非巫裔节目中使用国语，包括在华印裔的戏剧节目中用国语对白，“以让国人对国语有归属感”这回事，肯定不以为然。

不知报道有误还是另有他因，总之，新闻部长断然否定这个说法；过后又郑重其事宣布不允许国营电视台出现“罗惹”式国语以表心迹。

这则报道如果引起什么反应的话，只能说是“小涟漪”。不过，从华裔政治人物和华团领导人作出的“及时”反应，可以解读一些人的心态。

文化、艺术及旅游部副部长拿督黄锦鸿是唯一公开表态者。他说：“在华语节目没有减少前提下，电视台播国语对白的华文节目不成问题……将华语电影配上国语能吸引更多友族观看，以了解华人的文化……在经济角度上，此举有助于扩大华语影片的市场。”

副部长是圈内人，作出这样的表态或有原因，费解的是喜欢以华团最高领导机构自诩的华总会长，也在第一时间出来唱同一格调。

拿督斯里林玉唐认同说：“只要以华语及淡米尔语为主的节目时间没有减少，不反对在华印节目中使用国语对白……这也是加强各族互相了解的方法。”

堂堂总会长，怎能对政治人物的言论全盘照收？岂能不知当今国营第二电视台华语节目占的比重如何，又怎会不晓这些节目经过多长久争取才得到的？增加华语节目，谈何容易！

新闻部长的两度澄清，对迫不及待出来做正面表态的政治人物和顺民，绝对是大讽刺。

（2008.1.25.龙门阵.东方日报）

锦上添花文化

锦上添花文化在华团盛行不衰，与认同说好话永远不会得罪人、溢美之词人人爱听的“世故”之道息息相关。乐于当好人的华团领袖比比皆是，锦上添花自然而然成了华团文化重要而又不可分隔部分。

每年必有的“庆贺膺勋会员同乡”就是。

费解的是这类“庆贺”仅仅限于统治阶级封赐者，华团自己颁发的，如董教总的“林连玉精神奖”、马六甲培风董事会颁发的“张雅山服务精神奖”等等，受奖者就没有被“贺”的荣幸了。

元首或州统治者每年寿诞的时候，封赐各级勋章予有功子民已是惯例。独立50年，年年如此，累计下来，有幸受封赐，顶个“膺勋者”光环的，数目不少。

独立前，英殖民政府也用勋衔来鼓励或加强子民认同感。那个时期的条件可能较严，每年膺勋者不多，没有像目前这样动辄以百计。有一年，受封赐拿督勋衔的某州有功人士高达150人，成为一时美谈。

记忆中，英殖民政府通常保留若干勋衔给有影响力的华团领袖，一些大组织甚至可以推荐人选。当年，没有政党背景却活跃于华团、人孚众望的华团人士膺勋，并非罕见。

独立初期也是如此。只是演变至今，究竟有几人单凭在华团表现卓越而膺勋？人人心知肚明。

今天的现象是：不论作出何等重要贡献，付出多大，没有政党背景或不向执政党靠拢，很难能够得到执政党的推荐。想因此而膺勋，难矣！

由于执政党成员掌握推荐权，坊间早有传言说热衷勋衔者找对门路，可以凭藉关系，或者作出一些物质奉献，就能得到所想要的勋衔。传言未能证实，只是言之凿凿，人们见怪不怪，不以为忤了。

简单的逻辑论使一般人认为受统治者封赐是光宗耀祖，于是每年颁发勋章过后，报章必定出现无数祝贺广告，近年还流行父母贺儿女，儿女贺老子，妻子贺老公，岳父岳母贺女婿，亲家翁婆互贺等等，甚至整个家族出来祝贺的，形形色色，蔚为奇观。华团领袖不甘落后，不惜动用团体资源大作好人，大说好话而忽略了真正价值和意义了。

除了上述的“不能一视同仁”弊端之外，华团领袖还必须认真检讨“有必要吗”这个问题，不应沉沦于锦上添花文化而失去方向。

（2007.12.28.东方日报《忠言逆耳》）

大选糖果

首席部长到他的选区出席颁发恩物予乐龄人士时，一口气答应区内选民提出来的15项要求，并立即安排有关部门处理，的确是豪气冲天。

根据报道，这些要求是由州选区服务中心代表选民提出来的，集中反映了居民的心愿。

以首席部长的办事能力，这15项要求绝对可以在短时期解决。新河花园入口要道第三天就应声改回双程道，就是例证。

州议员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选民要求，恐怕是头一遭；首席部长的豪爽固然大快人心，却不能不深思：武吉巴汝选区服务中心代表首长行事，一州之尊的选区尚且存在这么多应解未解的民生课题，足见“民生问题多如牛毛”这句老生常谈不是盖的。

恐怕没有多少人相信首长此举与即将到来的大选全然无关。

这就是我国的政治现实。漂亮诺言已是老套，选民要实实在在的眼前利益，立即可以受用。执政党在选举前大派糖果，对选民有求必应，成了百试百灵的万灵丹。执政党乐此不疲，候选人达到目的，选民心满意足，互惠互利，糖果文化怎不大行其道！

远的不谈，半年前的马接补选，就充分证明这个万灵丹的实际效益和无往不利。

不过，选民大享选举糖果的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未尽善处。马接选区内的电讯塔就是一例。

半年前，官大人信誓旦旦拍胸膛保证：两个星期内迁移有损健康的电讯塔到另一个“已选定”地点，绝无问题。

岂料因赔偿问题没有解决，半年后的今天，电讯塔依然竖立原地，成了居民的眼中刺，也成了这个许诺的讽刺。

当然可以说是例外中的例外，武吉巴汝选区选民大可放心，首席部长金口一开，没有完成不了的事。

大选糖果还是要享受的，最好经常有选举，让所有的民生问题统统消失！

（2007.12.27.众议园.南洋商报）

黄家定到马六甲

敦陈祯禄是马华创党人，是开国元勋之一。逝世近半个世纪，陵前近几年特别热闹，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黄家定每年都率党要前来祭祀。日前就大张旗帜，敲锣打鼓到马六甲公祭。

如果认为黄家定浩浩荡荡前来目的止如此，未免太低估了总会长的政治智慧。

大选脚步越来越近，政党秣马厉兵不在话下；马华是执政党，怎能不趁机造势为来届大选增添政治筹码？

马华最受华社诟病的，是华教问题处理失当。经过几十年折磨，华教处境已今非昔比，黄家定纵有通天本领，也难有可能改变。

教育拨款不是没有，而是不公。华小学生人数占全国21.2%，可是在第九个大马计划下只获得区区3.6%拨款；以人均计，国小生每人每年获得33令吉30仙，华小生只有4令吉50仙。

马华虽然是国阵老二，却始终不能说服华社认同“马华就是华社”。华教问题是瓶颈，老大只要在这方面让马华“好做人”一些，就可以使马华更坦然面对华社，处境更加有利。教育拨款不公不是新课题，马华总会长换过几位了，当过副教育部长的马华议员也不少，这个问题为何一直难以解决？

黄家定这一回到马六甲宣布两个华教拨款：甲州唯一独中培风和光亚华小各得20万。他在培风讲的话，颇有“大选红包”意味。

他说：“马华与首相经过一番沟通，向其反映华教迫切的需要后，结果获得中央政府拨出20万予培中……这是我们真诚为培风中学发展所作出的努力，不附带任何条件。这笔拨款将在近期内发出，不会等到大选后才发出，请校方放心。”

这番话既折射马华“当家不当权”苦衷，也反映马华有心无力的困窘。

华社非议政府没有公平对待华教、不满独中受忽视，由来已久。全球超过500间大学承认统考文凭，政府却背道而驰，怎能取信华社？马华当家，理应在政府内部争取华教应有的平等地位，以“愚公移山”精神（借用黄家定语）坚韧不拔地全力以赴，怎能在大选即将来临时刻，才向首相“反映华教迫切的需要”？马华如果象民间团体一样需要等待大选或补选时机“及时”提出要求，或者要有这样的时机才能展现“真诚”，与非政府组织何异？

歌舞升平、歌功颂德声中，可曾听出哀音？

（2007.12.21.东方日报《忠言逆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