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程家骅老师

（一）

时间过得真快，程家骅老师离开我们已经超过十年了。

1976年3月16日中午，接到其才兄电话，说程老师已经去世了。我匆匆赶到医院，见师母坐在椅子低声啜泣，程老师则安祥地躺在床上。一个多月来一直插在他鼻孔里的胶管已经移去了，点滴也不见了。他双目紧闭，像在沉睡。我默默站在床前，向这位既是老师，又是朋友的前辈，致最后敬礼。

程老师是在去世前两个月，中风入院的。中风以后，一直昏迷不醒，迷迷糊糊中，好几次要把点滴拉掉。有一次，他歪歪斜斜写了几个字，我们都看不懂。师母和他心有灵犀，告诉我们那是“后事疏办”“四个字。可见程老师一入院，已经自知必死了。

程老师去世后，师母依照他的吩咐，简单办理丧事，在同安金厦殡仪馆停柩三天就送去火葬了，骨灰洒入马六甲海峡。由于停柩时间短，好多学生和亲友不知道，失去向这位师长致最后敬礼的机会。

（二〕

我有机会在程老师门下受业，是1960年的事。程老师担任我们高二甲的级任，是华文导师。

程老师个子高大，戴一付厚厚的老花眼镜。走路时，头微往上扬。道貌岸然的严肃外表，令人望而生畏。

教学方面，他是非常认真严格的。对那些敷衍塞责、乱涂乱写、不用功的同学，他很痛心。可是从来没有见到他在班上责骂他们。他只是苦口婆心劝说，要我们认真对待每一门功课。

他经常强调身为华人，要搞好华文，提高写作能力。他说，华人不懂华文，是会给人看轻的。

程老师最不赞成填鸭式教育，主张让学生自由发挥。他很注重作文，出的都是可以自由发挥的议论题。有一次作文，他没有出题，要我们自己选。有些同学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他很高兴，在班上公开表扬，认为能在短短两节课时间里，写这么多东西，是好现象。他也点出几篇作品，认为可以寄到报馆发表。我的那篇作文，就是在他的鼓励下寄给报馆，得到十几元稿费。

在他的潜移默化下，好多同学的写作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我今天还能提起笔来写一些东西，主要是在那个时候锻炼出来的。

程老师外表严肃，内心却很慈祥。他对我们有如亲生子女，经常叫师母做几道北方菜，叫我们去尝。有一次请我们吃鸡，买来的鸡太大只，蒸不熟，我们都不敢讲。后来他知道了，一连几天都在向我们道歉。

程老师的高龄老母住在北京，他时常感叹没能把母亲接过来享天伦之乐。那一年，母亲去世了，消息传来，程老师依习俗穿黑衣带孝。逝世百日忌，还在观音亭设斋筵，请高僧为去世的母亲超度。

1961年，程老师离开母校，到育民中学当校长。可是他不因此而疏远我们，不时询问我们的情况；过年过节，总不忘邀我们过去他家欢聚；师母做了什么特别菜式，也会叫我们到他家里吃饭。

（三）

大学四年，每次从云南园回家，程老师一定要我到他家里详谈，询问我的学业情况和大学生活，也要我把南大情形说给他听。那时，南大正是多事之秋，学潮迭起，程老师对政治干预大学行政非常痛心。

大学毕业后，我投入商界，到芙蓉去。程老师亲自开车到芙蓉找我几次，经济周转困难时，只要开口，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开支票，帮我度过难关。

我在1974年从芙蓉铩羽而归，落泊了一个时期。那时，程老师退休已经好多年了，只靠积蓄过日子，加以他把大部分资金投在股票，正好遇到股市大风暴，亏损了一大笔；借给一些友好的钱，也没法子收回，生活自然不是过得很好。可是他看到我意志消沉，私下对我说：“不要灰心，东山再起，资本不够，我可以帮你。”古道热肠，那里是师生关系，已是推心置腹的好友了。

（四）

程老师原籍安徽潜山，却在北京长大。他出身书香世家，是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生。毕业后，在燕京大学任短时期讲师，之后投入外交界，曾任印尼、纽西兰、新加坡等地区领事。

他的最后一任官职，是中华民国驻马六甲领事。大陆变色，国府迁台后，他选择在马六甲居留，失去了外交人员身份，只是一个普通公民。他多次同我们说，当时他只要向台府认同，就可以当公使衔的总领事，或者买个官位都可以，可是他没有这么做。

脱离外交界后，他转入商界，投资华商印务公司，而且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曾当甲市议会候选人。

一介书生，不能适应尔虞我诈的商业社会，他的良知和耿直性格，也不能见容于政界。最后，他走上教育界，当孺子牛，把一生所学，传给下一代。他选择了应该走的正确道路和方向。

程老师饱读诗书，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他在外交界、政界、商界都没有特出成就，他只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人，不是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他留给我们的，只是他的那种高贵气质、谦虚、待人以诚的美德。他关怀后辈，积极把知识传给下一代，他只是一个传薪者。他的身上，却闪耀着五千年优秀文化和传统的灿烂光辉。虽然程老师已经离开我们十多年了，只要一想起他，眼前就会出现他高大的形象。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五）

师母程魏馥一，出自名门，是国立女子师范大学经济系毕业生。夫唱妇随，相依为命，走遍美洲、欧洲和非洲；两人形影不离，恩爱情况令人羡慕。老师去世后，师母形单影只，倍觉凄凉，幸好还有晚年领养的女儿安娜陪伴着她。老师去世时，安娜只是十来岁的小孩子，如今已长得亭亭玉立了。每年清明节，母女二人，总忘不了到旺梨河口，当年程老师骨灰洒下海的地方，遥祭老师。每次提到老师，师母总是眼眶通红，夫妻之情，刻骨铭心。

程老师最大心愿就是中国重归统一，使他能够重回他生长、受教育和培育他的故土，重温旧梦。倦鸟知还，原是很正常的。可是他的这个愿望，一直被残酷的现实阻搁，没能实现。北望故国，师母一定感慨万千！

（1987－3－3，商余版，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