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30日星期二

最难为的首席部长



民联执政的几个州,哪一位首长最难为?非槟城的林冠英莫属。

从马六甲转移到槟城领导行动党参加308大选取得佳绩以来,林冠英一直是锋头人物。输得落花流水,一个州议席也赢不回的民政和马华时刻不忘雪耻,无所不用其极贬低林冠英领军的州政府,意图抹杀林冠英在槟州人民心目中的正面形象。

民政曾经执政槟州,如果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真正站在人民立场,针对弊病提出批评,无可厚非。令人遗憾的是民政对极端分子的恐怖叫嚣哼也不敢哼一声,对民联政府和林冠英却是为了批评而批评,专从小处下手,小气又吹毛求疵。

林冠英宣布槟州政府发放回馈金予60岁以上符合资格的乐龄人士,也遭抨击。这个充满爱心的“乐龄人士感恩计划”,是槟州政府众多援助和感激乐龄人士的其中一项,订立的条件指明“唯有合格乐龄选民才能受益”,竟被民青团认为是“对乐龄选民进行威胁”和贿赂选民,恫言向反贪局投报,要求反贪局介入调查。

之前,槟州议会反对党領袖拿督阿查哈已经坚持与州政府的“回馈乐龄人士計划”划清界线,不領州政府发出的100令吉。

最可笑的是民青副团长陈嘉亮认为若民联政府有诚意,应立刻提高回馈金,同时给予所有乐龄人士,又说民联政府不该将非选民的乐龄人士当成二等公民对待,不能因为他们没有登记为选民即是对社会没贡献。

陈嘉亮们为何不扪心自问:民政执政18年,为什么没提这类计划?民联政府执行了,却来要求提高回馈金额?

最近,林冠英又为了用福建话说“hao xiao”而受攻击,迫得非出来道歉不可,当场改以“ao da”取代。

“hao xiao”原是普遍常用、妇孺无忌的福建话,意思和“车大炮、不老实”类同,从来没有被认为有淫猥意味。讵料有所谓民俗家挺身而出,说“xiao”音和福建话的“精液”雷同,意识不良。

华人方言成百上千,若依这个标准,很多生动的俚语、口头禅、形容词都不能讲不能提,音同的外来语一样不准讲,否则会被卫道之士指责灌输不良意识,污染语言。

“hao xiao” 也好,“ao da”也罢,所谓的专家学者们,要提出证据证明原来的用意有淫秽意义,否则,如此穿凿附会,如何使人心服?

林冠英只是说了槟城人常用的词,竟也被迫道歉和改口;输不起的政敌正虎视眈眈,真是要步步为营啊!

(2010.3.30.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2010年3月27日星期六

走走停停的水车



2007年,马六甲州政府耗资184万建仿丽江水车;造好之后运转一小阵子,就因零件出问题无法操作。经过几近两年维修,终于在今年2月28日重新启动。

维修费用多少没有明说,但是启动之后依然不能正常操作。用行动党州议员林敬贤的话说,是每次启动只能运转2个小时,之后要“休息”一个小时才能重新启动。

这个“走、停”的格式,是首席部长在州议会回答询问时说的,真实情况又是如何?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情况持续至今,什么时候能够得到改善?没有答案!

林敬贤说,为了证明首席部长所言非虚,他亲自到现场了解。他在早上10时抵达,见水车一动也不动;一直等到11点多,才见有人来修整。可是水车运转不到半小时,刚踏入正午,又“罢工”了。

走走停停本来就不是水车该有的运作模式,如今真实情况和首席部长所言不尽相同,凸显了什么,只好由市民自己去观察、去了解。很多事是不能明说的,否则会“吃不了兜着走”,惹麻烦上身。

184万不是小数目,一般农民用作灌溉的水车,造费肯定比这个数目少得多。

为什么花费巨款造出来的水车不能正常运转?问题出在哪里?

当年到丽江一游,见到水车的首席部长突生灵感,回来之后一声令下,仿丽江水车就在旅游区建了。其时正是马六甲和槟城联合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期间,反对声音不绝于耳,只是来自反对党、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学者的声音浪都进不了首席部长的耳膜。

机械推动的水车建好之后却是这般模样,这个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州政府营造的几项计划已经成为大白象了,水车虽然还能勉强运作,如果这样的管理和监督方式持续,难保不会步后尘。

人民的钱不能白花,为政者必须时刻紧记在心;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怎能眼看着白花花的银子拿去胡搞?大马眼啊停止运转了,债务至今纠缠不清,成了旅游界的笑柄;马六甲已经是先进州了,这类笑话出现太多,终究不是好事,也肯定不会加强马六甲的形象。戒之,戒之!

(2010.3.27.南洋商报《古城茶馆》)

鹿死谁手


被评为历来最激烈的马华中委会重选提名,翁诗杰、黄家定、蔡细历果如所料角逐总会长,廖派只由廖中来竞选署理总会长次高职。

双十特大过后,翁蔡联手提出“大团结”方案以来,廖派一直处于挨打地位。政坛瞬息万变,蔡细历在最后一刻与廖派合作促成重选,顿时成为最有实力取代翁诗杰总会长的不二人选。

廖派一筹莫展之际,被翁诗杰指为此次内斗“幕后黑手”之一的卸任总会长黄家定突然一改“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姿态,高举“党难当头,义不容辞”旗帜重出江湖,导致蔡细厉失去原本的优势,总会长不是囊中物了。黄家定是否因徒弟有难不得不违诺而出,是很有趣的假设题。

尽管黄家定一再否认他是救世主,而是“收到很多来自全国各地中央代表、元老和党员(包括晨运者)通过各种方式和媒介,吁请我复出竞选总会长职位(救马华)”,一般人的解读却不如此。

黄家定是因马华在308大选严重受挫而自动放弃竞选连任总会长的,御用文棍们当时还开足宣传机器赞扬他勇于承担的问责精神,此番复出,又有一套说辞。黄家定发表了以“整合马华,重赢民心”为主题的七点工作方向宣言,宣称要“重新把党引回正轨,以恢复党的尊严和威信。”

这七点工作方向并无新鲜感。黄家定在任5年半没能做好,如今在“党的威望和形象大大受损”之下,短短一年半能够做好吗?或是他想再任三届?

火中取栗的蔡细厉眼见煮熟的鸭子就快飞走,经年的精心部署被黄家定毁了,怎不左右开弓力挽劣势?他的华语进步神速,只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指责翁诗杰只会对巫统硬,其实是帮了翁诗杰大忙。翁诗杰支持者在提名现场的布条“我们要一个不怕强权,不向压力低头的总会长”就是很好说明。历来的总会长如果都像翁诗杰这么硬,马华在华社心目中就不会如刘衍明所说,党员没脸见人,要到党所之后,才在厕所换上党服了。

廖黄联成一线,师父出马,廖派气定神宇,志在必得。重选等于还党诚信之说原本就逻辑性不强,委员会解散之后,唯有打回原形依附黄派。

平面媒体一面倒向黄廖,认定翁诗杰处境最不妙。可是选举的吊诡就是投票箱不打开,谁也难以预测得准。黄廖未必一定胜,翁诗杰未必赢不了,这就选举游戏可爱之处。

鹿死谁手,还得看328投票结果。

(2010.3.27.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2010年3月23日星期二

忆亡姐



明知姐姐患的是药石罔效不治之症,接到外甥女从新加坡发来的“妈已去世”短讯,泪水还是忍不住夺眶而出。

姐姐患的是脾脏癌。医生说这个器官没有神经线,感染傍边器官才有感觉。第一次检查见不到什么,进一步做断层扫描,才发现是末期脾脏癌。

晴天霹雳,周围的人都受不了,姐姐却坚强得很,一再对我们说她不怕死,就是怕痛。造化弄人,姐姐人生的最后阶段,就是在剧痛中度过;医生注射吗啡减轻她的痛苦,剂量不断加强,但是姐姐一醒来就喊痛,见者心酸。

姐姐是去年十月杪离开马六甲赴新就医的,当时还不知道患的是绝症,不料这一去就和她喜爱的马六甲和亲人、朋友、同学、同事永诀了。她为了避免给子女增添麻烦,交代死后在新加坡处理,不要运回马六甲。

赶到新加坡殡仪馆,进入灵堂,还未走到棺前,眼泪已经使我视觉模糊。外甥领我们瞻仰遗容,轻声说:“妈妈,舅舅、舅母来看你了!”我们都忍不住失声痛哭。

棺里的姐姐睡得很安详,苍白的脸庞和紧闭的双眼告诉我们她已经永远离开这个世界了。外甥说化妆师涂的口红太深了,不符合她的性格。

我抹干眼泪,站在棺前仔细端详姐姐,想起她在世时的一切,想起她对家庭的尽责、对弟妹的关怀和照顾,还有朋友们对她坎坷境遇的感叹……哀痛不已。

姐姐一生为儿女操劳,含辛茹苦抚养儿女成才,最近几年才有机会享儿女福,却这么快就离开尘世了。儿女们有“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戚,我们则为姐姐一世人的不幸遭遇唏嘘不已,感概万千。

春节前夕,她在光亚小学教过的学生吴秀丽通过海南会馆找到我,说他们那届同学要邀请老师参加春节聚餐,希望我能转达。我告诉他老师病重不能出席了,她要我把学生们的祝福带给姐姐。我在灵堂接通电话,由外甥女告诉他老师的死讯,外甥女说,她哭得很伤心。

留台同学会会长柯世聪见到高师同学会的挽词,来电说姐姐在中国公学曾经教过他们,好多位同学要去坐夜。我告诉他姐姐已在新加坡火化,你们见不到老师遗容了。

姐姐30多年前在光亚和中国公学教过,学生们还记得这个老师,说明她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学生们多么怀念她。

外甥女根据姐姐的电话簿,通知她的老朋友。她的小学同学蔡月英一听电话,就泣不成声,陈彩兰、陈彩圆、谭慕珍、熊海莲、熊海湖、梁光学、彭初旺、杨兴安、冯德蓉、林明镜…….等同学朋友对他的突然离世,惋惜不已。

姐姐非常关心我孩子的婚事,经常催促我们赶快讨媳妇。大儿子的婚期决定之后,她异常兴奋,要我太太帮她选择宴会当晚的衣着,讵料婚礼前一个多月她就病倒了。躺在病床上的她,一再交代一定要把现场录影带到新加坡给她看。

我知道姐的姐的病情不乐观,催促负责剪接的谢明德快点完成。老谢不负我望,在姐姐撤手人寰前三个星期竣工。送到新加坡的时候,她已不能起身了,不知她有没有看过。

老谢送我一套1930年代老歌的光碟,正是姐姐喜欢的。可惜交到我手里的时候,姐姐已在半昏迷状况,不能欣赏了。

我闭起眼睛仔细聆赏。小时候躺在帆布床上,在天台乘凉时,姐姐教我们唱的正是这些老歌。长城谣、小小村庄、何日君再来、渔光曲、秋水伊人、梅娘、千里送京娘、采槟榔……这些旋律都熟悉不过。听着、想着,不觉泪水已湿透衣衫。

姐姐在我小学阶段,就订《世界儿童》、《世界少年》给我看,中学时期则订《文艺世纪》、《蕉风》这类文艺杂志给我。她买了不少文艺书籍,使我很早就有机会阅读巴金、郭沫若、冰心、徐志摩、郁达夫、茅盾、臧克家、艾青、萧红等五四名家著作,奠定了我的文学基础。姐姐真是我写作的引路人和启蒙老师!

姐姐遗体送入焚化炉前,外甥含泪高喊“我们是妈妈养大的!我们的妈妈是伟大的!”

伟大的母亲,伟大的姐姐,安息吧!

(写于2010.3.19.亡姐二七忌日)
(本文删节本于2010.3.23.刊载于南洋商报《古城茶馆》)

刘衍明失言



马华整个党史,就是“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记录,就是为了权力地位杀得翻天覆地,内斗不息的血淋淋篇章。党章的修订、条例的施行,无非为了巩固当权者的权位。

这一次犹如连续剧的权力斗争,翁、蔡、廖当主角的三国演义已让观众看得眼花缭乱,提名前一个星期又有打着“党难当头,义不容辞”的卸任总会长黄家定加入战圈,平添许多变数,未来一周的发展肯定精彩连连。

各派积极招兵买马争取胜利之际,前朝元老刘衍明却在不应出现的时刻现身,说了不该说的话,有如一盘冷水浇到兴致勃勃的同志头上。

刘衍明何许人也?他是来自登嘉楼州马华元老级领袖,在林良实和黄家定时代受到重用,曾任上议员和登州行政议员;刘衍明是翁诗杰在2009年12月22日与数位受邀的部落客茶叙时,点名的三位幕后黑手之一。


2008年党选,翁诗杰在当权派祝福下“临危受命”竞选总会长,刘衍明当时是力挺翁诗杰的。如今却承认“做错了”,还坦言早在一年半前就对马华感到冷淡,因为“目前的马华就好像一笔烂账,早就报销了;马华党员没脸见人,不敢穿着党服去马华总部,来到党所才进厕所换上党服;有人到茨厂街吃东西,小贩知道来人是马华党员,竟然不肯做他的生意;坐德士到党部,德士司机也一直批评马华;叫年轻人去穿马华的T恤,他都不穿!”

这则新闻见报日期是2010年3月20日,一年半前是2008年9月前后。可是他在去年11月,还公开吁请马华中央代表踊跃出席11月28日由廖派举行的特大支持重选,以“恢复马华的民主和尊严”。可见他的“报销”纯是针对翁诗杰,对党还是忠贞不二的。“幕后黑手”之说,虽不中亦相去不远。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华社不会因为马华出了一个刘衍明认为“选错了”的翁诗杰而对马华党员如此看待。刘衍明这些话其实是弄巧反拙的,等于否定马华历来领导人的表现。

刘衍明旨在打击翁诗杰,却一竹竿打翻整船人,使一心一意改革党、救党、还党诚信、整合团队的四大天王有如往垃圾堆捡取剩余价值,也令刘衍明在内的100万党员脸上无光。

刘衍明护主心切,失言了。

(2010.3.23.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2010年3月19日星期五

转赠捐款


马六甲行动党终于把义卖倪可敏演讲光碟的1030令吉义款转赠武吉波浪华小。为了向社会交代,负责人在记者见证下移交义款,公布收条以昭大义。

这笔钱原本捐给爱极乐华小,可是该校董事长吴奕新与董事部法律顾问古乃光指这笔钱暨“敏感”又不符合校方筹款程序而拒收,武吉波浪华小才有机会受惠。。

捐钱出自善意,对方不肯接受是很尴尬的事;该校如果一早就公布“能够接受”的筹款程序,尴尬场面就不会出现了,可惜恶补行动至今未见。

华小缺钱数十年如一日,亟需孔方兄来提升软硬体设备,从来没有拒收捐款的事。爱极乐华小开了先例,万一不幸沦为样板,同路人“有样学样”,华教前途堪虞。

武吉波浪华小董事主席黄允禄说得好:“社会人士来自各种政治背景,我们不能因为对方是在野党,就拒绝别人的款项。因为对方是捐给学校,又不是捐助我们个人,身为学校的一分子,我不能不接受……为了学校,为了华小,把捐款收下并没有错。”

放眼华社,敢于这么坦率说出真心话的华团领导,屈指可数。不少领导人为了个人利益或方便行事,鼓吹党团挂钩的好处,活动等行政议员拨款,迁校等中央政府拨款,还再三喊话拨款一到就立即进行。这类沽名钓誉领导人的思想与华社脱节,行动配合不上;持有此等心态,未见其利,先见其害。

政府固然有责任资助民间团体的健康活动,教育事业更是政府义无旁贷的任务。但是制度化拨款没有能够真正落实之前,民间的捐助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捐款不论多寡,都是心意的体现,寅吃卯粮小民的一百几十令吉堪比有钱人的一万几千。行动党筹获的1030令吉在一些人眼中或许微不足道,却也体现关怀华教之心;断然拒人千里,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华团“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于事无补,当领导人就要有面向社会,面对舆论的勇气;装聋作哑非但不能使不合理的事成为合理,反而凸显得过且过,黑白不分的姑息养奸心态。

大是大非面前,华团领袖怎么连说句公道话的勇气也失去了?

(2010.3.19.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2010年3月16日星期二

火红岁月的记录



加拿大江学文同学从电邮发来1965年大罢课时期,由《南大学生反改制反迫害行动委员会》编印的第一期《南大快讯》和1965.11.23.发布的《针对军警再次蹂躏南大殴打学生流血事件,南大生行动委员会告社会人士书》,勾起我对那段火红岁月的回忆。

我是1963年入学,1967年毕业离校。大罢课发生于1965年11月至12月,第二学期期末考试前夕,我入学的第三年。

我在回忆录《回忆云南园》的<大罢课>篇中,记述了这一次大罢课。不过那是凭记忆写的,手头缺乏资料,无从清楚交代正确日期;一些事也因时间过久,记不起了。江学长的资料,正好作了补充,真感激把这份文献保存至今的同学。《南大快讯》共出版6期,如果有人收集齐全公诸于世,肯定是新马华教学运史重要文献,弥足珍贵。

1965.11.6.出版的第一期快讯共十版,刊载了11月1日发布的《罢课宣言》、《继续罢课,斗争到底》文宣、《我们的声音越过高山、海洋,飞向四方》文稿、《南大学生罢课原因及经过》长文、漫画6帧、《头子们的对话》与《狗嘴狐尾,星火点点》讽刺短文、新诗《闪亮的队伍》、现场报导《战斗的热浪在暴腾》与《高唱豪语》、特写《火山在云南园爆发了》和编后话,还有星大社会主义俱乐部暨工艺学院政治协会联合发表的《对南大当局开除学生事件声明》原文。

《罢课宣言》用慷慨激昂的语气,铿锵有力的文字,向南大同学发出罢课号召。 宣言说:“为了反对南大被变质,为了反对行动党把南大变为它的党校,为了反对同学被迫害,为了维护南大和民族教育,从今天起,我们被迫正式罢课!”

尽管时过境迁,几十年后的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感染力依然特强,勾起来的不仅是回忆,还有满腔怒火和沸腾的热血。

我在<大罢课>篇提到:“开始的时候,支持学生会的中坚份子四处张贴标语和悬挂布条,号召罢课抗议,并在各学院进行纠察。大都份同学抱观望态度,静观其变,少部分同学则照常上课。引发至不可收拾,是军警人员在校园里的嚣张态度造成的。”

“嚣张态度”指的是军警在图书馆和永祺厅用大藤条抽打同学。从《南大学生罢课原因及经过》长文知悉,这一天是1965年11月23日。事件发生时不在餐厅的同学,事后听在场者说起杯碟乱飞藤条乱抽,用餐同学苍茫逃命的情景,无不义愤填膺。

《狗嘴狐尾•星火点点》纪实文稿有这么一段:“罢课期间,一位前任联x会职员的头子居然胆大包天,挟其党威要胁x学会会长令其会员上课……闻该会长怒其跋扈专横,颇有一套巧妙的回答:同学罢课是他们自动自发的,谁也干涉不了……罢课是八、九十巴仙成功的!”

联x会就是联谊会,x学会会长就是商学会会长吴纬枢。当时我是商学会学术主任,以商学会之名写了一篇吁请当局正视学生要求的文告,晚餐后叫政治系的何启英同学抄在商学会布告板。经过商学院大厅的同学读了都拍手叫好,可惜第二天一早就被人拭去。

大罢课虽然以失败告终,数百位同学被牺牲了,他们或锒铛入狱,或被开除学籍,或被驱逐出境,或受警告。大部同学无怨无悔昂然面对,只有极少数写悔过书向当局求情。他们的牺牲和付出是值得的,他们的果敢行动,为民族教育留下辉煌壮丽的一页,为南大史谱写可歌可泣的篇章。

许多当年惨遭对付的同学如今已是华社栋梁,他们服务社会热诚依然炽热,爱护民族教育、捍卫华教之心坚定不移,是南大同学的楷模。

我在<大罢课>篇末这么写道:“学生会支持者发动大罢课,付出惨痛的代价。大罢课之后,校园内一片沉寂,大家都有劫后余生之感。多位受人敬爱的师长,相继离开,包括教育专家严元章博士、老院长徐佩琨教授。严博士离开之前,说过:‘好人是不会寂寞的。’沉痛之情,感人肺腑。”

大罢课后,当局继续采取高压手段控制同学,南大逐步朝他们安排的方向走,终于在1980年8月16日被刽子手扼杀。

南大被新加坡政府关闭是新马华教运动极大的挫折,南大大罢课之后,新马捍卫华教运动就再也见不到罢课行动了,罢课抗议成了绝响。我适逢其时见证这场轰轰烈烈的学运,无上荣光。

(写于2010.3.14.)
(本文删节版刊载于2010.3.16.马来西亚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专栏)

孕牛变小牛



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继爱极乐华小董事会订出“要捐款,先来信,董事会开会商讨同意,才能接受。”被时评人林风评为“戴有色眼镜看捐款的怪事”之后,今日阅报,又见“孕牛变小牛”怪事。

报道说,一名印裔牧民用5千令吉向兽医局购买一头18个月的怀孕母牛,付钱后却只获分配一头不足龄小牛,货不对办使牧民德华拉久深感受骗,向行动党主席吴良山州议员投诉。

这位牧民说,这是他第二度向兽医局购买澳洲进口母牛;这一次,兽医局总共进口70头澳洲牛,其中17头被分配到马六甲,货不对办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同业身上。

怀孕的已婚妇女和含苞待放、及笄年华少女之别,一眼可以看穿;牛虽然是动物,却也可以同理求得。兽医局长期与动物打交道,怎能犯这个普通人也能够分清楚的现象?货不对办显然是管理和行政、制度方面发生大问题,怎能“退回钱”就可以向牧民和国家交待?

无独有偶,同一天国内版,出现“吃流浪狗达双赢”奇谈怪论,引人注目。

报道指出,兽医局副总监拿督苏海米建议把扑捉到的野狗出售供人食用。

他承认这是敏感言论,却不认为是危言耸听,而是解决流浪狗的方法之一。理由是:目前扑捉到的流浪狗被收留7天后,若无人认领,就会人道毁灭,费用由兽医局承担。他还提出双赢论。

他的所谓“双赢”,建立在“如果有人要吃狗肉,为何阻止他们?”基础上。他说,他在八打灵市议会举办的“有效的动物管理”论坛提出这项建议时,现场虽然有人反对,不过从一些人的肢体语言,他可以感受这些人对他的建议“很兴奋”。

为何感兴趣,他没有明说;以他的身份和掌管兽医局的责任,也无须交代清楚。

布衣小民无从了解高官的伟论,只是普通常识告诉我们,政府每一个部门除了开支预算,还有额外支出;只要合理,财政部都不会为难。人道毁灭扑捉的野狗是兽医局的任务,一定在预算内,怎能为了虚无缥缈的“双赢”而破了常规?

狗无狗权,见到野狗就“格杀勿论”已是见怪不怪,马六甲兽医局几度采取高压手段对付猪农也早已载入史册,如今这位兽医局二号人物公开表示尊重嗜吃狗肉之人的基本人权,可圈可点。如果他能上达尊重人权的主张,许多社会和政局乱象肯定可以减至最低。

这位高官深谙肢体语言,职务所在,想必也懂得动物的肢体语言。移交之前,兽医局如果能够请这位高手来“问一问”进口的母牛是否怀孕,就肯定不会出现牧民德华拉久所说“就像付钱买waja车,最后却得到kancil”的货不对办笑话和怪事了。

(2010.3.16.南洋商报《古城茶馆》)

2010年3月13日星期六

不准使用民众会堂



民众会堂之设,原是为了让所在地区居民有一个集会、交流、沟通的场所;政府的钱就是人民的钱,人民是老板,个人也好,团体也罢,不论支持哪一个政党,都有权使用民众会堂做正当用途,掌管民众会堂的机构应当一视同仁公平处理,才符合“一个马来西亚”口号,方能凸显公正不啊精神。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民众会堂成了执政党或民间团体举办亲政府活动的专用场所,反对党或支持者休想染指。

为什么这样?马六甲首席部长被反对党议员问及是否允许反对党使用民众会堂时,在州议会开会时给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回答:“反对党管理的一些州属,一样拒绝国阵使用民众会堂。”

议长“锦上添花”补充说:“雪州的民众会堂之前是国阵政府所建,现在却不获准使用。”

感谢首席部长的坦白,让我们知道民众会堂建好之后,先由县署管理,过后就将管理权移交当地的乡委会,由乡委会决定是否要借给申请的团体使用。

乡委会委员由谁委任,谁有资格出任,不言而喻;会做出怎样的决定,无需多费笔墨。

反对党执政的雪兰莪州“有样学样”固然令人遗憾,但是轻轻松松地以“你们也这么做”回应询问,未免让人有“彼此彼此”的感觉。

国际影星成龙婚外情被揭露,他在第一时间消毒,用的理由是:“犯了每一个男人都会有的毛病”;首席部长的回答,等于认同“应该如此”,演技堪与成龙并列。

关键在于:人民的产业,人民的利益,就这样任由政党来“彼此彼此”吗?

中华文化悠悠五千年(根据近年考古发现,应该是八千年了),一些成语的用意已经和原意相去甚远;诸多事物名称或社会习惯,经过人们长期的生活实践,产生了共识而被共同承认,逐渐固定下来,一直沿用,不少乡规民俗也是约定俗成的。

不过,人民利益永远在第一位,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没有模糊地带,更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约定俗成”绝对不可以成为辩护或自嘲的护身符。

不能很好处理这个问题,“以民为本”、“民之所欲常在我心”喊千万遍,都是枉然。

(2010.3.12.南洋商报《古城茶馆》)

2010年3月11日星期四

选择性接受捐款的华小



华教近200年,走的向来就是自力更生道路;独立逾50年,华小虽说已被纳入国家教育源流,政府要员也经常强调华教对国家作出巨大贡献,可是华小的处境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反而刁难处处,用“风雨如晦、多灾多难”形容,最为贴切。

从参与执政50多年,“当家不当权”的马华不得不喊出“与华小共存亡”来表明捍卫华小的决心,也可以见出华小处境之险恶。

政府在第九大马计划下,给全国小学的发展拨款总额是48亿3000万令吉,华小学生人数占21.2%,依比例应该获得10亿拨款, 可是分配到的款额只有区区1亿3700万令吉,少得可怜。

华小独中“钱不够用”自古已然,对热心团体和个人的捐献来者不拒多多益善,从来没有“不肯”或“不愿”收的先例。

马六甲爱极乐华小董事会却创造历史,开了选择性接受捐款的先河。

马六甲行动党把义卖倪可敏演讲光碟筹获的款项捐給爱极乐华小,该校董事会基于“敏感”2次婉拒;要求解释时,又有“不符合捐款程序”之说。

负责把钱交给董事会的校友披露,他们本想把钱转捐給该校家协,但是,家协也不敢領取。

多亏爱极乐区州议员邱培栋的透露和记者的追踪报道,全国热心华教人士终于了解该校董事部的所谓“敏感”,是捐款来自义卖倪可敏的政治演讲光碟;所谓“程序”,原来是有意捐献的团体应先致函,让董事部开会商讨是否可以接受。

爱极乐华小在第八大馬計划中獲得政府同意拨款建校,但是,如今已是第十个大马计划了,款项仍然沒有拨出。行动党义卖所得虽然只有1030令吉,却也体现关心的一面。政府没有明文规定华小不可以接受政党捐款,该校怎能因“敏感”而拒绝呢?“先呈函”之说更是荒腔走板,完全没有说服力。

我们不希望该校董事会是基于倪可敏所说的“有人以政党身份成为学校董事,把教育政治化”而开了这项破天荒的不良先例,但是有政党背景的人在华团担任要职日益普遍化的今天,华团领导人因个人政治背景而影响华团正常操作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华社不应掉以轻心。

“怪事”既已暴露,该校董事会就应该给华社一个合理的交代;此风不可长,华社必须制止这等“怪事”继续发生而影响华社捐款给华教的热忱,导致“自毁长城”!

(2010.3.12.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2010年3月10日星期三

何患无辞


新年原本是普天同庆,欢欢乐乐的日子。辛劳了一年,趁春节假期好好休息,到亲友家拜年,或者与同学朋友相聚,何其有意义!

却有一些人为了生计,过年期间也要开门做生意,不能与普通人一样享受过年过节的乐趣,小贩和餐饮业经营者就是。

从餐馆或小贩火红的生意,可以体会不少人喜欢或必须在节日里出外用餐;马六甲旅游业发达,外来的游客更是在餐馆解决吃的问题。

春节期间的生意肯定比平日多,业者必须准备充足的材料才能应付需求,这是可以理解的。

武吉波浪20间餐饮店业者却在春节期间,突然被卫生局执法人员检举,以不符合卫生标准为由,勒令停业1至14天,损失惨重。

业者忍无可忍,集体公开控诉。他们无法接受执法员以每一瓶调味料必须做标志、全体员工必须上课打针等等取缔理由,认为这是无理取闹。

卫生局为了平息众怒,公布了被认为“不合标准”的证据;甲州卫生事务委员会副主席蔡建华则表示,他已经要求卫生局局长提呈报告,如果官员存心刁难,业者可以向他投诉。

市议员罗文华认为卫生局此举,不符合首相提倡的“一个大马,以民为本”理念。根据他了解,卫生局人员即使不满意卫生情况,不能勒令业者马上停业,除非有人因为吃了该店的食物后中毒。

千不该万不该,执法人员选择在晚上9时半,顾客用餐时进入检举,损害了业者的商誉与形象。官员如此卖力,为的是什么?

新加坡对饮食业者的管制更是严格,条例多如牛毛,犯了条规就必须受惩罚;执法员铁面无私,皇亲国戚违例,一概不放过。新加坡饮食业者从来没有因为执法官员“刁难”而公开投诉,为什么?

法律不外人情,业者即使有冒犯抵触条文之处,也必须视情况而定,不能加入其他因素,连个解释、辩解机会都没给就直接勒令停业,尤其在华人过年期间,更不该使人有“无理取闹”的感觉。

一般公司员工即使犯了滔天大罪,也不能在没有让员工有机会解释之下立即开除。否则投告到劳工局,老板就吃不了兜着走。

希望我们的父母官严肃、认真看待这件事,果真确定执法官员有过失,就必须采取纪律行动以绝后患,不要对记者说了就算,没有跟进。

(2010.3.6.南洋商报《古城茶馆》)

2010年3月9日星期二

兴革到哪里了?



20多年前,华团纷纷响应十五华团总领导机构的号召,成立《礼俗革新工委会》,积极推展革除陋习,树立新风运动。

用“乏善可陈”形容这项运动的成绩,非常贴切。主因之一是陋习多如牛毛,一时改不了;复加上不少领导人的认同和素质配合不上,敷衍交差了事;有些甚至认为“革到我们头上来了”,阳奉阴违或力加抗拒。

今天,华总提出比当年还要宏伟的计划,延请超过40 名国内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及环境各领域的各族专才,准备拟出完整的《马来西亚20年行动方略》,“尽公民建言的天责,为国家未来发展献策。”这个以雪隆华堂主席陈友信为主席的《华社20年规划小组专案委员会》,正积极开展工作。

华团是华社的支柱,任何与华社有关的兴革,华团都应当居主导地位。可是以今天一般领导人的素质与魄力,能够胜任涵盖面这么广的行动方案吗?

别的不谈,单是中国和平崛起,就给海外华人和团体带来负面冲击。寻根认祖之潮虽然不如1990年代那么炽热,但是当上华团领导人,特别是总会或大团体的领导人回到祖籍,仍然可以得到非常特殊的款待。当地的侨联会、侨委会通常待以贵宾之礼,有专人陪伴到处参观,“衣锦荣归”之感油然而生;长袖善舞的,还可以得到商机。

不少人因此趋之若鹜。于是,手上有钱,自认够格当主席的人纷纷出来竞选。有些明知中选机会渺茫,也要出来亮相;有些只是有能力出一些钱,肚子里一点料都没有,站起来不会讲,坐下来不能写,也要争一席之地。

头脑比较灵活的,广招幕僚搞宣传造势,小册子、传单、计划书……不断出炉,声势浩大。中选后,就职演讲洋洋洒洒,出席大场合则照幕僚拟好的讲稿念,平安无事。没有临场发挥本事,遇到好发问的记者就洋相毕露讲错话,或者说了不该说的话,害得幕僚一再发文告澄清。

当前的趋势是华团庆典务必请来中国大使馆人员出席,乡团更是热衷于此,似乎有使馆人员出席是无上光荣。

中国和平崛起给华团带来冲击是好事,可惜这个冲击不是正面的。华团领袖为了个人的光宗耀祖或利益,忙于内斗,忘了使命和任务。这个负面影响,恐怕连中国的领导人也始料未及!

(20103.9.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2010年3月5日星期五

统考文凭有价



报载:副首相兼教育部部长丹斯理慕尤丁证实首相已指示教育部研究承认独中统考文凭。

从慕尤丁过后说的“我们会研究”来看,这件事显然停留在“会研究”阶段。政府为了争取华人选票,不止一次作出对华教有利的“承诺”,过后就一直停留在一个阶段。屡见不鲜,华团根本俄在没有闻风起舞的必要。

却有华教团体的领导人迫不及待跳出来说“尽管政府表明只会局部承认统考文凭,但这不失为一个好的开始。”

三个博士桂冠毕竟不比只有一个工程师学位却洞悉官场文化,在党争中历尽沧桑的翁诗杰。他在亚庇中华学校新春联欢会说:“目前是否有任何结论尚言之过早。”认为是“好的开始”的人,应有所领悟了。

首相去年访问中华独中时,公开肯定独中对国家的贡献,政府却长期把独中排除在政府体制之外,言行不一;政府不断扬言要积极吸引国外留学生,打造我国成为区域教育中心,如果国内的学子一直被排挤与不受认同,是非常矛盾和讽刺的事。

独中的办学理念受到肯定,统考文凭的学术水准受到国际的认可。全球超过600间大学接受统考文凭,邻国新加坡更是积极吸纳统考文凭持有者,我国却固守在教学媒介语枝节不肯承认,显然是政治因素大于一切。

承认统考文凭的好处显而易见,独中生可以在国内深造之外,一直困扰华小的师资问题也能够得到纾解。更加重要的,是可以真正落实公平对待各民族语文的宪法精神。

35年前,董总提出主办统考的时候,时任教育部长马哈迪立即召见林晃升等人,以“可能制造另一个教育体系而破坏团结”为由,要求董总取消这项考试。在统考之父林晃升领导下,董总坚持到底。统考取得的辉煌成就,证明了前辈们的高瞻远瞩;统考文凭如今有价,当年不畏强权、不惧恐吓的前辈们,应感宽慰。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主任文平强在《马来西亚华人人口比例下降:事实与回应》中指出:1957年独立至1991年,华人人口净迁移率是110万人;1980年代增长的华人人口中,有一半离开我国;若华人没有移民海外,华人人口应可以保留在总人口的1/3。

为什么移民?主要是华人普遍有被排斥,沦为二等公民的不公平感。承认统考文凭不时被提到台面却从未认真落实,正是很好的说明。

(2010.3.5.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2010年3月2日星期二

过年,团拜



“年”是华人非常重视的节日。古人从腊月开始忙“年事”,过了元霄才算是过完年了,因此有“过个大年,忙乱半年”之说。

年是充满希望和活力的节日。一年伊始,万象更新,生机盎然。海外华人对这个节日尤其重视,保留了过年习俗。改称“春节”以来,热烈情况不减。

初一出门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祝来年大吉大利的习俗由来已久。大约从清朝时候起,拜年又添“团拜”形式,大家聚在一起相互祝贺,省了到个别亲友家拜年的麻烦。

团拜已经是我国华团每年必有大活动,定个时间聚首,相互亲切的祝福和祝愿,祝大家新春愉快、身体健康,饶有意义。可惜在利益挂帅之下,某些华团的团拜成了拉拢权贵、显示实力的场合。有一年,北马某华堂邀请执政党派系斗争的一方出席新春团拜会,就引起内部不满,演变至退会事件,就是明显例子。

308政治大海啸阴影笼罩下的来届大选呼之欲出,国阵华基成员党举行新春团拜不稀奇,巫统领袖也一破常例“open house”,就让华人受宠若惊了。

首相是集大成者。他动用政府资源,有如天子巡幸走入全国第二大的班达马兰新村拜访普通华裔村民,出席与村民共庆农历新年的团拜会,企图挽回在上届大选遗弃国阵的华裔选票的政治味道浓厚。

团拜原是自发的活动,习俗没有团拜的规定,要不要举办团拜视情况而定。马六甲民政党今年没办,惹来不友善批评,始料未及。

报道说,甲州民政党今年新春不办团拜,引起甲州首席部长拿督斯里莫哈末阿里关注。他认为民政在新春期间静悄悄,“似乎”存在內部問題。他也提醒民政党应更活跃、更努力,不应平常不做事,到了大选時才争议席。

首席部长是甲州国阵主席,自然有权批评或指责属下成员党,这是国阵家事,外人无从置喙。只是与该党卸任主席前些时候说过“当了几十年乞丐”这句话挂钩,难免让人联想到民政地位江河日下的现状。

甲州民政主席李雅发先是澄清说今年的主力活动放4至5月分在峇章州选区內举办的“一个大马”与民同乐晚宴,过后又说首席部长是在表示“关心、鼓励”。

叶落知秋,实在不必“画公仔画出肠来”;皮里阳秋,“身不由己”的困窘,局外人看得一清二楚。


(2010.3.2.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