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海南的惬意事

这趟到海南，惬意事之一，是与20多年未曾相见的卢业和表弟在琼海市见面。

大约是1956年，在新加坡工作的姨丈申请表弟与母亲、妹妹从海南岛过来的时候，先把他们安顿在我家一个时期，才接他们到新加坡一起生活。

血浓于水的亲情，使年龄相若的我俩有说不尽的话题。他告诉我许多解放后发生在海南的事，也谈了生活在海南的情趣；他还告诉我农闲时与伙伴上山觅野菜、在万泉河游泳、打水战的乐趣，令开始对新中国产生幻想的我，萌起无限向往。少不更事的我，总希望自己有机会到祖居地看一看，体验生活在新时代的激情和骄傲。

到新加坡定居之后，每逢学校假期，他与表妹都到马六甲与我们同欢共乐，一起到附近池塘捕捉打架鱼、爬树捕雏鸟、上三宝山放风筝、到灌木丛里寻找会打架的蜘蛛；我们也经常玩那个时代的游戏、在旷野赛跑、在抗日义士纪念碑下捉迷藏，我们尤其喜欢玩“打鸡头”游戏。他身体比我健壮，行动敏捷，每一次都是他最先捕获猎物，体力比赛总是领先。

在云南园学习期间，每逢周末或假期，我都到他女皇镇的家过夜。那个时期，他已经辍学，在修车厂学习电工，很晚回家。我们仍然有谈不完的话题。生活的折磨，令开始承担家用的他，脸上增添几许沧桑与成熟感。

离开云南园之后，我回到马六甲，镇日为稻粱谋，见面的机会自然减少了。几年后到新加坡他家，他已经创业，依附在住家附近的油站，专司修理汽车电器、电池、线路，兼卖电池、灯饰等与汽车有关物件。他不久就结了婚，有了儿女。

我比他迟婚。他偶尔在学校假期，带妻儿到马六甲与我们会面，小住几天，享受马六甲价廉物美的道地美食；我闲暇时，也会带家人到新加坡重温学生时代的温馨。

此后，彼此忙于应付子女的读书、升学问题，见面的机会更少了。20多年前，他随同表妹一家人到马六甲游玩，与我们相聚数日，其乐融融。回返新加坡不久，就听到他入院做心脏绕道手术，生意交由妻舅经营。

十多年前，噩耗传来：他40岁出头的长子，因心脏病发，丧命乒乓桌旁。老年失子，悲痛不在话下。我忙于重振事业，无暇到新加坡探望他，只能通过电话慰问。

五年前，长子世骏也因同样病因，没留下片言只语就撤手人寰。体力日衰的他，只能在电话里安慰我，表达关怀之情。

半年前，他在微信联系人名单中找到我，用“卢忠宝”这个名字发一则短信过来。我一时没有想到是他，要他发个人近照给我。照片里的他样貌依然，只是脸上增添无数生活烙印，苍老许多。他在微信告诉我12月上旬回海南省亲，我恰好在同一时间带领海南会馆团到海南，正好与他约见。

在海南，我们用微信互相联系。2年前的海南，酒店大堂才有WIFI，如今已是突飞猛进，房里网速7mbps，大堂高达40。人家的网速一日千里，我们这里却是慢如龟爬，网民饱受折磨之苦，还要听高官的“我们的网民喜欢慢速”荒唐言！

历尽沧桑的我俩在祖居地相见，纵有千言万语，也只能相顾而笑。我们绝口不提长子遽然逝世的悲情，只是道些家常，互祝健康。我俩已进入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里的“却道天凉好个秋”境界，无言胜有言。

新马原是一家，我们却咫尺天涯。海南一别，不知何日再见面！

（2015.12.25.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孝亲敬老莫等闲

岁聿云暮，腊鼓频催。这个时刻，送旧迎新是华团常有的应时活动。这是符合中华文化人文价值的好事，不过，“送旧”如果停留在感时伤逝的惆怅情怀，“迎新”如果只有歌舞欢乐的喜庆氛围，未免过于单纯，也欠缺积极面。

前首相马哈迪1991年提出来的《2020宏愿》虽被遗忘，“爱心社会”这个目标却还经常挂在人们心中。华团岁末办孝亲敬老晚宴，正是塑造爱心社会的体现。

“孝”是中华文化最悠久、最基本、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传统伦理观念。“百行孝为先”，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是“仁”，“孝”则是“仁”的重要内涵。《孝经》把“孝”肯定为“德之本”，不但认为孝是“教之所由生者”，也被尊为“仁之内核”。用现代话说，“内核”就是核心价值，是儒家至高的价值。

在很多人脑海中，为人子女者“行孝”之道，就是磕头、跪拜、昏定晨省、披麻戴孝、守灵等习俗，认定这些习俗就是“孝”文化的精髓。这是失之偏颇的。“孝”主要的用意，是要体现“感恩”；尊敬长辈，对长辈怀有感恩之心，才是落实“孝道”的最佳途径。

 “爱”是孝道的根本，没有爱心的人，不会有感恩之心，也就无从尽孝道了。爱心的表达形式是多元的，“在家尽孝，在国必忠”虽然也是感恩文化的形式，却要避免“愚孝、愚忠”而歪曲了孝与忠的本义。做给人家看的，不是孝道；忠于国，未必等于支持腐败政权；忠于领袖，未必等于爱国。

西方谚语有“Charity begins at home”之说，我们也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孝悌之道，通过爱父母、爱亲人、爱族人，进而达致“爱民族、爱国家、爱人类”的大同境界。

西方极端个人主义与颓废思想的侵入，淡化了子女孝亲敬老的义务感；功利主义严重影响之下，把老人看成累赘与负担，不再把孝亲敬老视为要务的人，比比皆是。一些人心中只有自我加上妻子与子女，忘记了父母，不但不愿 尽“为人子女之道”，甚至岐视、虐待父母。这不仅破环了家庭的和睦，给父母带来痛苦，也破坏了社会道德风气和孝亲敬老传统，罪无可逭。

行孝和感恩，是经年累月、每天、每时、每刻都要做到的基本行为准则，不是到了暮去朝来时刻，才把父母带来参加孝亲敬老晚宴，或者春节前夕到老人院、孤儿院分发红包，馈赠食物与日用品。这么做，都是做给人家看的。我们要的孝道和爱心，是发自内心的至诚，是身体力行的精神。

爱护中华文化、受过中华文化熏陶的人，都应该在日常生活中行孝与体现爱心，感恩父母，感恩师长，感恩长辈，感恩为国家民族、为人类和平进步事业做出奉献的每一个人。我们的社会，如果有很多人做到这一点，到处可以见到行孝心、心存感恩的同胞，我们的族群，就朝向“爱心社会”迈进一大步，与理想中的社会相距不远了。

（2015.12.18.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马华又灭了一场火

多年前写过题为《政治救火员》短文，讥讽乐意当政治救火员，不愿、不能、不敢从根源解决问题的华基政党与政客。文章认为，不从苗头根治而等火起之后才当救火员灭火，只能凸显“当家不当权”的悲哀。最后一段是这么写的：

“政治救火员心态发酵几十年，华基政党乐而不疲且引以为荣，御用文棍更是卖力鼓吹。他们已经认命了，自愿当老二，却要选民‘认清’所谓的‘政治现实’，继续让他们当救火员。本末倒置，莫不以此为甚！”

经过308与505二场大选的洗礼，各政党在政坛的排名以及选民心中的评价，有了新的定位。 可悲的是政治救火员本性难改，所属政党虽已降格为7-11政党，依然热衷此道，不思改过。

最新事例，是华小国语课本事件。无从得知葫芦里卖甚么药，事件起因，是多州华小发现教育部送来的下一年度国文课本，是不适用的国小课本。

消息见报，华社哗然。敏感的人，立即与“统一课程、最终目标”牵连一起，认为是“政府悄悄将国小课纲渗入华小的前奏，把国小版本的马来文课本送到华小，希望在华小措手不及的情况下，顺水推舟的落实华小和国小统一采用马来文课本。”

最先出来澄清的，是新科华裔副教育部长，“来不及印刷，华小暂用国小国文课本”是他的说词。

是耶？非耶？就是有人不相信说的是真实情况。协助灭火的同僚们，毫无例外以美言安慰华社，保证一定在内阁争取适合华小使用的国文课本，不让事件重演。

这一次灭火，行动快速，功效显著。不到一个星期，主流媒体就在封面版，红色大字标题报道：“内阁最终定案，华小不采国小国文。”

消息来自总会长。他说：“内阁已经议决，教育部必须执行2012年所作的决定，即‘华淡小必须采用与国小不同版本的国文课本’。”署理总会长说得更明确：“内阁今日议决：国小及华淡小六年级采用不同版本的国文课本，意味着此课题已圆满落幕。”

总会长说“2012年议决案”，与署理总会长的“今日议决”应该都是实情。有趣的是：如果2012年的议决案有效，相关部门没有遵循和执行，就是不对，“今日议决”成为多余。

需要重新议决，就是有人疏忽、忽略、漠视甚至唾弃当年的议决案，我行我素，才有此必要。既是“内阁议决”，所有部长应该严格遵守，号令相关人员忠实执行。总会长的“希望教育部长拿督斯理马哈基尔卡立稍后会做出宣布和执行内阁的决定”，很令人有“画蛇添足”之感。

这场“课本之火”是不是已经扑灭，“圆满落幕”了？眼前所见，编课本、审核课本、印课本，都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应该顾虑的是新科副教育部长说“暂且先用”权宜之策，是不是应了一些人的心愿？阿拉伯寓言的《骆驼与商人》，会不会重演？华社能不慎防“米已成饭”格局吗？

“圆满落幕”云云，是一厢情愿。火苗猖獗，救火员心态不改，扮演灭火英雄的机会，无时不有。

（2015.12.11.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新书出版量太少

副首相阿末扎希为第5届《国家书籍大奖》颁奖典礼开幕时表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标准，新书出版量必须是全国总人口的0.1%。我国总人口2千700万，每年新书的出版量应该是2万7000本，去年只有1万500本，未达标。

不及我国总人口0.05%的数目，充分显示我国读书风气不盛，人民对阅读的兴趣不高，不能与同水平的国家相比。

这个数目涵盖所有语文的出版物。若以华、巫、英、印及其他语文分类，个别的数目更是少得可怜，导致学者与写作人早本地出书的意愿不高。

手头没有资料显示1万500本之中，归类为“文艺”的究竟多少；不过，根据书业人士反映，畅销的书籍，以成功人士传记、事业成功之道、风水、命相、医疗、食谱之类软性读物为主，学术性与纯文艺性读物少人问津，销路最差。

“文章千古事”，谁不珍惜呕心沥血之作？写作人不单以“写”为满足，也希望汇集成书，留个记录。出书之后，能够让更多人阅读与鉴赏，是人生一大乐事。

“出书难”是写作人普遍的感慨。技术先进，印刷业进展日新月异，何难之有？写作人的“难”，不在于印成书，而是出版之后的回本、销路问题。

通货膨胀，印刷成本水涨船高。份量足的书，少说也有三几百页，加上打字、编排、封面设计等专业费用，成本不小。文章无价、稿费低廉、发表园地不多等等局限之下，写作人如果单靠稿费收入，根本没有能力应付印刷费。

东筹西筹，好不容易筹足所需费用，出版之后为销路伤脑筋属必然。白色恐怖笼罩下，评论性文章还要为随时可能面对的刁难担心。

历史上，写文章惹祸，文人涉及“文字狱”的例子，举不胜举。文明法治国家，“文字狱”之类不会轻易出现，但是严峻的法律、诽谤的条文、煽动的定义、肤色的隔阂、执法的准绳……犹如架在头顶的绳索，偶一触及，极有可能遭殃。

            

    副首相在致词中指出，学术人员不该因市场不大而存有不敢出书的心態，反之应该问自己所出版的书籍是否有品质、符合读者的喜好。他也挑战写作人和学术界人士每年至少出版一本书籍，以便我国的新书出版量能够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標准，助长阅读风气。

写作人担心的，何止市场小、读者不多之类隐忧？大部分写作人脑海里都有经常出书的愿望，以当前情况，做得到吗？

重视文化、肯定写作人贡献的社会，企业机构与官方组织都很关注书籍出版量，也很乐意资助出版费完成写作人心愿，助长阅读风气。副首相说，他明年“或与可能”与首相討论资助《国家书籍大奖》200万令吉是好事，设下的“全国新书出版量必须超过全国总人口的0.1%”先决条件，犹如英文谚语的“把马车放在马的前面（ 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难以产生效果。

希望独立100週年的时候，我国能有学者、作者、电影制作人或研究报告获得国际认可，甚至得到诺贝尔奖，更是天方夜谭。

(2015.12.4.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