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4日星期五

新书出版量太少




副首相阿末扎希为第5届《国家书籍大奖》颁奖典礼开幕时表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标准,新书出版量必须是全国总人口的0.1%。我国总人口2700万,每年新书的出版量应该是27000本,去年只有1500本,未达标。

不及我国总人口0.05%的数目,充分显示我国读书风气不盛,人民对阅读的兴趣不高,不能与同水平的国家相比。

这个数目涵盖所有语文的出版物。若以华、巫、英、印及其他语文分类,个别的数目更是少得可怜,导致学者与写作人早本地出书的意愿不高。

手头没有资料显示1500本之中,归类为“文艺”的究竟多少;不过,根据书业人士反映,畅销的书籍,以成功人士传记、事业成功之道、风水、命相、医疗、食谱之类软性读物为主,学术性与纯文艺性读物少人问津,销路最差。

“文章千古事”,谁不珍惜呕心沥血之作?写作人不单以“写”为满足,也希望汇集成书,留个记录。出书之后,能够让更多人阅读与鉴赏,是人生一大乐事。

“出书难”是写作人普遍的感慨。技术先进,印刷业进展日新月异,何难之有?写作人的“难”,不在于印成书,而是出版之后的回本、销路问题。

通货膨胀,印刷成本水涨船高。份量足的书,少说也有三几百页,加上打字、编排、封面设计等专业费用,成本不小。文章无价、稿费低廉、发表园地不多等等局限之下,写作人如果单靠稿费收入,根本没有能力应付印刷费。

东筹西筹,好不容易筹足所需费用,出版之后为销路伤脑筋属必然。白色恐怖笼罩下,评论性文章还要为随时可能面对的刁难担心。

历史上,写文章惹祸,文人涉及“文字狱”的例子,举不胜举。文明法治国家,“文字狱”之类不会轻易出现,但是严峻的法律、诽谤的条文、煽动的定义、肤色的隔阂、执法的准绳……犹如架在头顶的绳索,偶一触及,极有可能遭殃。
            
    副首相在致词中指出,学术人员不该因市场不大而存有不敢出书的心態,反之应该问自己所出版的书籍是否有品质、符合读者的喜好。他也挑战写作人和学术界人士每年至少出版一本书籍,以便我国的新书出版量能够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標准,助长阅读风气。

写作人担心的,何止市场小、读者不多之类隐忧?大部分写作人脑海里都有经常出书的愿望,以当前情况,做得到吗?

重视文化、肯定写作人贡献的社会,企业机构与官方组织都很关注书籍出版量,也很乐意资助出版费完成写作人心愿,助长阅读风气。副首相说,他明年“或与可能”与首相討论资助《国家书籍大奖》200万令吉是好事,设下的“全国新书出版量必须超过全国总人口的0.1%”先决条件,犹如英文谚语的“把马车放在马的前面 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难以产生效果。

希望独立100週年的时候,我国能有学者、作者、电影制作人或研究报告获得国际认可,甚至得到诺贝尔奖,更是天方夜谭。

(2015.12.4.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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