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出版量太少

副首相阿末扎希为第5届《国家书籍大奖》颁奖典礼开幕时表示：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标准，新书出版量必须是全国总人口的0.1%。我国总人口2千700万，每年新书的出版量应该是2万7000本，去年只有1万500本，未达标。

不及我国总人口0.05%的数目，充分显示我国读书风气不盛，人民对阅读的兴趣不高，不能与同水平的国家相比。

这个数目涵盖所有语文的出版物。若以华、巫、英、印及其他语文分类，个别的数目更是少得可怜，导致学者与写作人早本地出书的意愿不高。

手头没有资料显示1万500本之中，归类为“文艺”的究竟多少；不过，根据书业人士反映，畅销的书籍，以成功人士传记、事业成功之道、风水、命相、医疗、食谱之类软性读物为主，学术性与纯文艺性读物少人问津，销路最差。

“文章千古事”，谁不珍惜呕心沥血之作？写作人不单以“写”为满足，也希望汇集成书，留个记录。出书之后，能够让更多人阅读与鉴赏，是人生一大乐事。

“出书难”是写作人普遍的感慨。技术先进，印刷业进展日新月异，何难之有？写作人的“难”，不在于印成书，而是出版之后的回本、销路问题。

通货膨胀，印刷成本水涨船高。份量足的书，少说也有三几百页，加上打字、编排、封面设计等专业费用，成本不小。文章无价、稿费低廉、发表园地不多等等局限之下，写作人如果单靠稿费收入，根本没有能力应付印刷费。

东筹西筹，好不容易筹足所需费用，出版之后为销路伤脑筋属必然。白色恐怖笼罩下，评论性文章还要为随时可能面对的刁难担心。

历史上，写文章惹祸，文人涉及“文字狱”的例子，举不胜举。文明法治国家，“文字狱”之类不会轻易出现，但是严峻的法律、诽谤的条文、煽动的定义、肤色的隔阂、执法的准绳……犹如架在头顶的绳索，偶一触及，极有可能遭殃。

            

    副首相在致词中指出，学术人员不该因市场不大而存有不敢出书的心態，反之应该问自己所出版的书籍是否有品质、符合读者的喜好。他也挑战写作人和学术界人士每年至少出版一本书籍，以便我国的新书出版量能够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標准，助长阅读风气。

写作人担心的，何止市场小、读者不多之类隐忧？大部分写作人脑海里都有经常出书的愿望，以当前情况，做得到吗？

重视文化、肯定写作人贡献的社会，企业机构与官方组织都很关注书籍出版量，也很乐意资助出版费完成写作人心愿，助长阅读风气。副首相说，他明年“或与可能”与首相討论资助《国家书籍大奖》200万令吉是好事，设下的“全国新书出版量必须超过全国总人口的0.1%”先决条件，犹如英文谚语的“把马车放在马的前面（ 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难以产生效果。

希望独立100週年的时候，我国能有学者、作者、电影制作人或研究报告获得国际认可，甚至得到诺贝尔奖，更是天方夜谭。

(2015.12.4.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