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有的错误

董总纷争，夺权派占据行政部之后，曾经公开指责叶新田盗用董总信笺发公函与文告，可见印有团体名称与地址的信笺，在团体公函中，占有多么重要地位。

代表性既强，任何人签署以团体名誉发出去的信函之前，必须先了解信件内容，认为确实反映了所需要传达的讯息、收信人正确、文字没有错误之后，才好签署。一旦发出去了，就代表整个组织的立场。邀请函也不例外。

怪事年年有，纷纷嚷嚷的华社，最近发生一起不该有的误签事件。

事件发生在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误签主角是华社响当当、很有知名度的陈凯希和陈友信。11月18日，他们以董事职称，联署了“敦请”叶新田出席“2015年陈嘉庚基金晚宴”暨“第二届陈嘉庚精神奖颁奖典礼”的邀请函，还说“如蒙惠允，将为活动增辉，亦是本基金的荣耀！”这封邀请函尊称叶新田是“马来西亚华校董事会总会主席”，名字之前还空了一格，以示尊重。

董总夺权风波，支持叶新田的人，至今仍然认为叶新田是合法的主席。纷争未息，夺权派虽然在镇暴队和警方保护下选出新的掌权班底，法律诉讼还在进行中；是否合法，还需等待法庭的判决。

陈凯希和陈友信二人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控制权争夺战中，是夺权派坚强的后盾，多次发文告表明立场之外，也联合一些团体严厉批评叶邹，一再强调叶邹必须下台，陈凯希还捐献50万令吉给夺权派当行政费。以他们的立场，绝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尊称”叶新田为董总主席，认为叶新田的出席，是“增辉”的。

函件原原本本出现在面书，引起极大反响；叶新田支持者一致认同函内所言，绝非陈凯希、陈友信二人本意。

果然，11月23日，印有“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马来西亚陈嘉庚纪念馆”的信笺，再度发给叶新田。这一回，称呼没有之前客气了，而是直接称呼“叶新田先生”，没有职称了。

这封前恭后倨的信，主要用意在于解释前函的“误会”与道歉：

“一位职员的工作疏忽，没有及时更新名单，以致把晚宴邀请函发给了您，造成了是次的误会，本基金衷心向您致歉，对于这名职员所犯下的严重错误，本基金将给予严厉的处分。最后，对于是次而引致的误会，本基金再一次向您道歉。”

耐人寻味的，是除了印章，没有签署人。姑且不论没有署名的信是否有效，承认因“签错了”而产生误会，进而道歉的用意，是至为明显的。道歉体现真诚，是友好的表示，没有署名，作用与效果必然大打折扣。至于是否“严厉处分”犯错的职员，是组织内部的事，与收信人无关。

问题发生了，怎么解释，怎么善后，可以考验领导人的素质、智慧、应变能力以及处事心态。领导人必须有敢于负责，勇于担当精神，才能够赢得掌声。二陈把责任往下推是否睿智，留待历史鉴定。

（2015.11.28.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难得的照片 ----从甲华堂照片话今昔

 

 1986年12月28日，中华总商会召开甲州华团代表大会讨论成立中华大会堂事宜，即席成立以笔者为召集人，林源瑞、叶必和、符史勤、朱来礼、黄循霖、张锦良等七人为筹备委员会，负责草拟章程、申请注册与成立大会堂。

筹委会随后选出笔者为主席，叶必和为秘书，林源瑞为财政，其余四人为委员，积极进行相关事宜。几经努力，甲华堂终于在1988年1月9日获准注册，1989年1月15日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选举第一届理事。  

1986年12月28日之后发生的连串重大事件：政府遣派不谙华语华文教师担任华小行政人员、天后宫抗议大会、罢课号召、吉隆坡秋杰地区枪杀事件引起的种族骚动、大逮捕和查封报章的“茅草行动”等等重大事件，导致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是甲华堂迟至1989才能够成立的主因。

内在因素，是7位筹委会成员，除了林源瑞是华团活跃之士，符史勤由于积极推动表演艺术而在文教界略有知名度，其余5人都名不见经传，欠缺号召力。华团代表大会当天，讨论应否成立大会堂的时候，发言的代表极为踊跃，气氛热烈；推举筹委会成员的时候，被推举的人不是以“太忙”婉拒，就是趁机溜走。蜀中无大将，才由我们这几个“傻瓜”出任。

我“荣幸”成为召集人，是已故张雅山先生极力推荐的。其时，我初出茅庐，只是海南会馆青年团的秘书；叶必和经营他的会计所事务、张锦良忙于律师楼工作、朱来礼是未退休的小学教师；今天已经是商业巨子、拥有拿督威拉衔头的黄循霖，当年只是刘克武集团属下公司的经理。

主客观因素影响下，筹委会招收会员时，遇到很大阻力，幸好在中华总商会主席林金树、杨朝长、吴国基、王生伟、张雅山以及热心人士协助下，组成第一届理事会。

大会堂成立之后，我们都积极投入，与全体理事一道，树立了甲华堂为华社发言与服务的崇高形象。林源瑞担任过多届副主席，符史勤、朱来礼是文教活动的积极推手；曾经出任副秘书的叶必和，魏伟杰事件后因醉心佛教而不再寻求连任。我先后担任过秘书、副主席与署理主席。黄循霖、张锦良二位因忙于扩充与发展事业，从未参与理事会。

我们七人，自始没有合影留念的念头，也没有人提醒我们这么做。直至1997年，理事会计划于次年出版10周年纪念刊的时候，时任主席郑永传律师才想到应该有一张发起人合影的照片。他不但尊称我们为“七君子”，还以他的社会关系，把黄循霖、张锦良二位大忙人请过来，与我们合影。

甲华堂沉沦，我与林源瑞、符史勤、朱来礼、叶必和因不齿于理事会违背了创会宗旨，以“发起人”之名发表多篇谴责文告，还与多个会员发布联署信，要政治人物退出大会堂，还华团一片净土。这段期间，“发起人”在以陈瑞燕为首的理事会里，是备受责难的人物。某委任理事提议在会所保留一个角落存放发起人的骨灰，更有林姓海南籍女理事，大声叫嚣“开除许万忠！”

2012年，甲华堂二度变天，我们重回领导层，有人要把发起人合影的照片上网却遍寻不获。我没有保存照片的习惯，问其他人，都说“不知放在哪里了”。前些时候，突然想起文史工作者林源瑞有保存文物的习惯，于是向他提起，要他无论如何找出来。林老不负我望，很快就把照片交来。他很珍惜这张照片，一再提醒“要还给我啊！”

这是七位发起人合影的唯一照片，符史勤、朱来礼相继逝世，成为弥足珍贵的唯一照片了。我扫描了照片，发给现任秘书陈寿锦，要他制作出来，挂在大会堂。他说：“应该没有问题”相信很快就会出现在大会堂。

写此文，一是追忆往事，一是怀念老友。

（2015.11.21.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照片说明：（从左起）：叶必和、符史勤(已故)、林源瑞、黄循霖、许万忠、朱来礼(已故)、张锦良

监誓人

      早期的乡团，多有监察委员会之设，负责监督理事会的操作。

从组织上看，这是仿效英国威斯敏斯特制（简称西敏制）的上下议院民主制。监察委员会由拥有丰富社会经验、事业有成、德高望重的元老组成。初期的监察委员会成员，是由会员大会直接委任的，无需经过选举程序；继后改为从中选的理事之中，选出资历较深、孚众望的元老出任。

监察委员会虽然没有直接介入日常行政事务，却是驾凌理事会的组织，有权否决理事会通过的议案之外，会员与乡亲对理事会有所不满，或对理事有微言而做出投诉的时候，监察委员会也会出面调查与审理。

从另一个角度看，监察委员会之设，恐怕是元老们担心理事会成员不够成熟，乖离了创会宗旨，或者做出有悖族群利益的事，因而负起监督的责任。换句话说，就是有放心不下的顾虑。

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年轻一辈的认识与办事能力被肯定之后，乡团逐渐废除了监察委员会，会员对理事会有所批评和不满，除了可以在一年一度会员大会与选举时发挥作用，也可以通过联署信方式，要求召开特别会员大会专题讨论与处理。

隆重的宣誓，成为没有监察委员会之后必有的仪式。过去的宣誓，都是由监察委员会主席当监誓人，不做第二人想；没有监察委员会之后，谁当监誓人，则是由理事会（通常是主席）决定。监誓人的名德重望越好，显示主席的公信力、社会地位越高。大组织的宣誓仪式更是铺张，摆宴席邀请会员同乡出席，还广邀社会贤达、商贾巨擘、位高权重的政治人物到场见证。

某乡团曾经发生这么一件有趣的故事。主席与某理事发生争执，僵持不下。气恼的主席说：“你不满意可以辞职”，这位牙尖嘴利的理事马上回应：“我没有宣誓就职，怎么辞职？”

这个真实事件显示“宣誓”在一般人心目中的重要性之外，也彰显一个颇具争论性的课题：没有宣誓，是不是合法理事？

法律观点认为，一旦在合法的选举中获选，就是理所当然、可以执行任务的理事了。在监誓人面前宣誓仅是一种仪式，只能让社会知道“我们已经是理事了”，没有法律上的效果和作用。

约定俗成，宣誓仪式仍然是华团必有与必要的程序，似乎没有在监誓人面前宣誓就任，就不是合法的理事；谁当监誓人，依什么标准请监誓人。成了考验理事会智慧、立场、认识的指标。

一般上，监誓人的地位必须驾凌于理事会之上。有总会组织的团体，由总会长监誓最为适当，如果由平行的组织主席当监誓人，就显示监誓人的身份地位比主席还高，这是不合情理的。

日前一个华团的就职宴会，出现这样的乖离常理现象：总会长独自坐在席位上，眼睁睁看着属下一个区域性组织、与当晚组织平行的主席当监誓人，引起台下议论纷纷。

有人认为，身为主人家的主席自贬身份也就算了，怎能不尊重总会长，明目张胆把总会长降格？理事会既然已经决定邀请平行组织的主席前来监誓，就不该请总会长千里迢迢前来出席，令总会长难堪。

（2015.11.13.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天凉好个秋》后记

文学非我所学，写作非我本行，只是参与华团华社活动多年，目睹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以及施政不公带来的种种弊病，不吐不快，借笔端发牢骚，下笔为文。蒙编者厚爱，这些年来，陆陆续续发表了逾千篇习作。敝帚自珍，尽管写出来东西难登大雅之堂，对自己的作品还是有所偏爱的。

《回忆云南园》之后，先后出版了《点到为止》、《风雨大会堂》、《浴火凤凰》（合集）几本书，深切体会出书之苦，进一步了解为什么许多写作人视出书为畏途。一波三折才能成书的《风雨大会堂》给我的感触尤深，让我领教了视诺言如草芥，纯以个人权位利益为考量、视写作人为可有可无之物的丑陋人性。

            

        大病初愈闲赋在家，回顾波荡起伏人生与数十年写作历程，不无感慨；思及出书之艰辛，虽不至于“独怆然而泪下”，却也难免嘘唏不已。

翻阅作品剪报，发现除了抒发牢骚、针砭时弊、一针见血的评论文字，还有回味儿时生活、怀念亲人师友、感恩前人之作；也曾经把自己对音乐的皮毛认识写成文字，献丑于世。细读再三，觉得这类习作颇有留存为念的必要，编纂成书念头油然而生。向同学朋友提起，纷纷鼓励我排除万难完成心愿。经济能力较佳而又了解我最大难处在于经费者，爽快表示乐意赞助出版经费。

这股热情鼓舞了我，决定趁赴澳修养期间完成选稿工作。精挑细选结果，就是收集在这里的120篇散文。

能够执笔为文，必须感谢循循善诱的师长和朋友。师恩难忘，初二级任王群木师虽然没有直接鼓励我写作，他在班上朗读我的作文，赞赏我驱驾文字能力，确立了我写作的信心；关龙宝师、程家骅师的悉心指导和鼓励，张明溪师“爱之深，责之切”的刻骨铭心情怀，都是激励我写作的源泉与动力。

父母之恩、师长之情、同窗之谊、朋友之义、母校之惠铭记心头，没齿难忘。写作能力所限，收录的数十篇怀旧之作，所能表达的，恐怕不及万分之一。正是：“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取名《天凉好个秋》，在于向来对辛弃疾《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有所偏爱，很喜欢词语体现的暮年情怀：“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的作品，充分表达了他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情怀，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批判南宋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辛弃疾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壮丽的佳作。他的作品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苏辛”。

这厥词除了感叹人生，还有无可奈何的辛酸。历尽沧桑，看破人生的暮年读来，尤有“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之感慨。

十分感激马六甲海南会馆为我出书，感谢冯秋苹主席、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总会长拿督林秋雅百忙中执笔写序；特别感恩黄守群乡贤，他在我罹病期间给我诸多鼓励和协助，我出书，他也鼎力支持；张伟练同学、徐亚万同学、李杰尔律师赞助出版费之恩，永记心头。尤其感激曾昭智同学的封面题字，使本书增光。隆情厚谊，铭感五内。

（2015.11.6.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