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的记忆

母校计划出版百年纪念刊，编委要我提供资料。恭敬不如从命，赶忙从旧书橱中寻找可以派上用场的照片和文字档案。依稀记得当年买了几本相簿，把一些有纪念性的照片贴上去。应该是存放在书橱里，可是翻遍整个橱，不见踪影；绞尽脑汁，始终想不起还会放在哪里。

意外的收获，是找到几本1961年高中毕业时出版的纪念刊。望着以纯黄为底色，还有图案上头王毅坚师亲笔题的红字封面，思潮起伏，开启尘封的记忆。

1958年初中毕业的时候，也有出版纪念刊的决定，还成立编委会积极进行。那段时期是华教多灾多难的岁月，学潮四起，政府又宣布举办初中离校文凭考试，被批评为英化华校的先奏，群起抗议，有人还号召罢考。局势混乱，活跃的同学都投入水深火热的学运中，毕业刊的事就搁下来了。

初中毕业刊胎死腹中是我们心中的痛，决心要在高中毕业时弥补这个缺憾。筹备工作热火朝天，负责广告的同学更是积极，第二学期一开始就频频出动，成绩不俗；一些董事还主动赞助或征求了一些出版费。

黄捷彬设计的封面出来了，用色却颇费思量。几经考虑，才决定以黄色为底，红字。黄色代表我们是炎黄子孙，红色表示我们热情洋溢，对前途充满热诚。黄捷彬的钢笔字强劲流畅，刊首语《写在握别之前》就由他手写。

政治因素使然，神州大陆积极推行的简体字在当年是严禁的，书写简体字则是“左倾”的象征，校方绝对不允许。编委会决定由黄捷彬手写之后，我私下对他说：“尽量用简体字。”他果真照做。

顾问老师审阅过了关，印务馆快马加鞭印了出来。黄同学拿稿回家校对时，却让他当校长的父亲发现了。他被父亲狠狠训了一顿，第二天哭丧着脸向我们诉苦。为了避免麻烦，我们决定由他逐一增添笔划改为繁体字。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装订成册之前，循例呈交校长最后审批。不料第二天，所有编委被叫到校长室训话，骂一顿之后，校长才告诉我们重头文章《三年回顾》“骂学校又骂政府”，大逆不道，必须抽出来，否则不准出版。令大如山，只好吩咐印务馆照做，幸好这篇稿刚巧是印双面的，抽出来不影响其他版位。我心有不甘，私下叫印务馆文员林成发偷几十份出来分给编委们。

我们1999年出版毕业40年纪念册时，把这篇当年被校长判死刑的 “逆文”刊在卷首，算是了却心愿。

（2012.3.30.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幕僚的思维

甲华堂青主办，订名为《国阵民联大比拼—拿出你的政策来！》的第八场公民论坛，邀请朝野代表各二位参与。主办当局的精心安排和主持人熟练的主持功力，给500名观众带来一场震撼力极大的脑力激荡。

翁诗杰说国阵代表就如足球比赛的守门员，必须应对连串的攻击，稍有不慎，就会满身伤痕。看马青中委兼国青团幕僚长符策勤和民青总秘书刘华才博士当晚左支右绌，难以自圆其说的困窘，当知此话不假。

博士级的刘华才表现不过尔尔，出人意料的是被喝倒彩最多的人居然是他。民智提高了，把公务员效率低落归咎于“亲民联公务员捣蛋”，又说“政府派发援助金不分种族和政党，反对党人需要，也是照给。”层次和咖啡店议论有何差别？被喝倒彩不足奇。

国阵失策太多，幕僚级的符策勤满腹经纶和口若悬河，也难以讨好。例如说住豪华公寓的牛是“悲惨”的、跟随总会长口吻说临教问题数十年未能解决，是官员玩弄数据所误、说稀土厂是“遭殖民地主义者愚弄”的“愚蠢决策”等等，黔驴技穷，何以服人？

二人颇有默契，承认“有错”之余，还几度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自辩。这句应该出自无权无势老百姓之口，或者聊当自嘲的话，怎能由幕僚级的人在辩论会上说出来？

“小拿破仑”遁词听多了，人民会回头想一想：堂堂部长和副部长，就这么轻易屈服于公务员的“对策”吗？公务员的上司是谁？当政者权力在手，怎能任由为五斗米折腰的公务员惹是非？是公务员肆无忌惮，还是上司无能？

联办单位为了避免双英辩论的混乱局面和“拖车姐”、“正义伯”重现，费尽心思控制会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准备了足球比赛用的黄牌和红牌，反应过于激烈和喧哗的听众被举黄牌警告二次之后，第三次将得到红牌“招呼”；情况如果严重，主持人可以下令离场。

叶落知秋，向民联提问的人寥寥可数，责问国阵的行列则有人满之患；刘华才提起政府决心改革，举成立反贪委员会肃贪为例时，台下爆出一阵冷笑声浪，显示群众对政府所谓的“努力”，是嗤之以鼻的。

发问阶段的安排尤其公平。双方支持者各有3分钟发问时间，发问者必须在一分钟内问完问题，超时则被工作人员礼貌请离，把唛交给下一位。主持人的绝对公正和严格禁止激烈言论的功力，可圈可点。

（2012.3.26.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向文化旗宣誓

本周日（3月25日）上午，13州大会堂的代表和文化工作者，将集聚在槟州华人大会堂，见证升文化旗仪式和宣读《文化大会宣言》。这个庄严肃穆的仪式，已经在同一地点举办了28年。

这个聚会，是纪念1983年在槟州召开的华人文化大会；朗诵文化宣言，是唤醒华社领导和文化工作者把贯彻文化大会的精神视为己任，努力落实华人文化大会的指标。

1980年代是风起云涌的狂飙时代。自1969年513过后，政府积极推展新经济政策，华社的经济生态处于严峻局面，不能正常成长；政府随后又厘定以马来文化为核心的文化政策。危机感促使华社有识之士于1970年代挺身而出，积极筹组华团总机构，惜因种种因素胎死腹中；80年代因时制宜，结合了13州大会堂，加上董总和教总，组成全国十五华团总领导机构（简称‘十五华团’），并成功于1983年3月27日，在槟州华人大会堂召开全国华团文化大会。

文化大会的三大成果，就是发表大会宣言、向文青体育部提呈《全国华团国家文化备忘录》和通过8项议决案。十五华团为了纪念这个意义重大的日子，订3月27日为大马华社的“文化日“，委托槟州华人大会堂在每年3月底主办文化日升旗礼。

为了贯彻文化大会宣言和议决案，十五华团于1985年成立了全国华团文化工委会和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并成功整合华社菁英，拟出《华团宣言》这份划时代的文献；1986年成立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同时号召各州大会堂成立州级的民权组织，配合全国民权委员会推行民权思想的教育工作，开启了十五华团策划及领导华人社会运动的时代。

十五华团的团结合作精神如果能够持续，肯定可以更好地凝聚华社力量，为华社作更多好事。可惜1991年12月13日，华总注册获准之后，董总和教总被排除在外，又发生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和民权委员会归谁管理的纠纷，十五华团精神荡然无存。

三月底的升旗礼是向文化旗敬礼，有人和文化节挂钩，称为文化节升旗礼，是错误的。定名为《全国华团文化节》、由各州轮流举办的文化节是十五华团文化工委会主导的活动，第一届于1984年由雪华堂主办；1993年第十届开始，改称《全国华人文化节》。

第六届文化节工委会建议，1990年开始，每年在三宝山顶峰举行的仪式，是点燃文化节火炬典礼，与文化日升旗礼的意义有别，不应混为一谈。

（2012.3.23.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华团领导的姿态

政坛暴力和冷暴力屡见不鲜，从反对党义务协助选委会的选民登记被不知名暴徒袭击，到最近公然亮出政党旗号干扰和破坏绿色和平集会，显示这类行为已经逐步升级，而且政党作后盾迹象日趋明显。

冷暴力也出现在华团集会。最近的二起，一是发生在吉打宗教团体宴会上，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長王赛芝致词时，数落民联州政府的政策，引起民联行政议员陈楚江与林思年的强烈不满。二人在主桌台叫嚣，要王赛芝停止发表攻击性言论，场面一度失控。

另一起发生在森州华校校友会联合会20周年宴会。主席李子强在欢迎词中大力抨击“博士级政治斗士”爆粗口，被台下的行动党支持者大声辱骂；过后又因席位安排问题与该会顾问及民联议员发生语言争执，“一时情绪失控猛拍桌子”。

政党间的争执涉及很多层面，华团领导如果抱定“关心政治，超越政党”立场，就不会发生类似森州华校校友联合会事件了。

主席是华团组织最高领导人，在正式场合的发言，往往被视为团体的立场和观点。主席不应也不能因个人政党偏向，做出偏袒一方，损及团体利益、破坏团结的言论。这个道理其实很浅显，却很容易被忽视了。

语言暴力该受谴责，尤其是出自高级知识分子之口，更是必须批判。但是森华校校友联主席李子强站出来谴责语言暴力之余，也公然以森州人民救星姿态出现，又侵犯人权，要这位行动党的宣传大将“不要再到芙蓉荼毒民众”，难免惹人愤懑。

政坛的语言暴力何止李子强提的那一桩？堂堂国会议员拿女性的生理开玩笑或语带双关侮辱女性、议员在论坛互爆粗口，比比皆是。华团应该是中立公正的，怎能单打独斗，就谴责一个人？

座位安排的事，既然邀请各政党出席，应该顾及“平等”问题，让每个政党的代表在主桌占有一席之地。厚此薄彼，安排不当被道破之后，不为疏忽及时道歉，反而恼羞成怒“猛拍桌子”，既失个人身份，也使团体难堪。

数来数去，华裔为主的政党就只有那三两个，主桌人数通常没有限制，每个政党一人，不是很完美吗？何苦失态大发雷霆，惹人反感？

挑衅和肢体暴力涉及刑事，归警方处理；华团领袖摒弃个人政党偏向，处处以团体利益为依归，刚正不阿，就不会惹事端了。

（2012.3.19.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照片会说话

杨秀崇在3月2日文告说我有关培一原校地争执的言论，是“错误百出、单凭情绪及一知半解在报上发表偏袒的文章，形成奉承。”又断然表示他“将不予理会”我今后的言论。

真理越辩越明，怎能摆出绝然姿态，腰斩“摆事实讲道理”之路？企业机构的高层主管只要肯负责到底，就可以凭他的权威做出“不必讨论下去，我的决定是最后的决策”来终止讨论；华教是大家的事，怎能如此蛮横霸道？

文告说：“培一小学若以1951年的注册为正式成立佐证，那培风中学又以什么年份合法、合适、合情、合理的真正成型？褫夺小学的根为自己的底，成何体统？岂不等于强词夺理？”

继续和杨秀崇在“2013年是谁的百年大庆”上面纠缠不清，是没有意义的。培风中学就如自然人，必须经过襁褓、婴儿、童年、青少年时期才能茁壮成长，培风中学也经过初小、高小和初中、高中几个阶段，这也是早期大部分民立华校必经的道路。

照片会说话。培一校友会2007年出版的《校友荣归母校光辉》特辑中，刊载了35帧历届毕业班的全体照。民国43年（1954）第六届的毕业照，原有的说明是“马六甲培风第一分校高小第六届毕业班师生留影”；2007年毕业照的说明是“甲培风第一小学第59届毕业生与师长合影”。

有三个要点必须注意：一是早期毕业照写的是“培风第一分校”，1955年第七届虽然改称“培风第一小学”，但是背景的学校招牌，写的仍然是“培风第一分校”，纪念刊的照片是经过剪裁的；二是老校友沈墨义在特辑发表《怀念启蒙的母校》文章 的“1947年全校师生合影”照片插图，显示借用华人体育会上课的培一，名称是“培风第一分校”；三是沈墨义在同一篇文章中说“1956年，培风第一分校改名为培风第一小学，但仍隶属于公立六校董事会的成员。”这些都是培一源自培风学校的铁证，狡辩不得。杨秀崇是培一校友会第一任主席，这本特辑是在他任内出版的；杨秀崇一直嚷嚷说培一有百年校史，但他自己出版的特刊，已经自我否定了。

六校一家亲，培风中学每年校庆，都邀请其他五校董事长检阅仪仗队伍，他们一致乐意参与庆典；培风学校百年大庆，是六校同欢共庆的日子，是共同的节日。杨秀崇在培一成功迁校后发表“一校二址”六大计划，又一再说培风中学已经独立，只提五小。漠视先贤献地创校的苦心，糟蹋六校长期建立起来的和谐与合作精神，莫不以此为甚！

（2012.3.16.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