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上添花文化

锦上添花文化在华团盛行不衰，与认同说好话永远不会得罪人、溢美之词人人爱听的“世故”之道息息相关。乐于当好人的华团领袖比比皆是，锦上添花自然而然成了华团文化重要而又不可分隔部分。

每年必有的“庆贺膺勋会员同乡”就是。

费解的是这类“庆贺”仅仅限于统治阶级封赐者，华团自己颁发的，如董教总的“林连玉精神奖”、马六甲培风董事会颁发的“张雅山服务精神奖”等等，受奖者就没有被“贺”的荣幸了。

元首或州统治者每年寿诞的时候，封赐各级勋章予有功子民已是惯例。独立50年，年年如此，累计下来，有幸受封赐，顶个“膺勋者”光环的，数目不少。

独立前，英殖民政府也用勋衔来鼓励或加强子民认同感。那个时期的条件可能较严，每年膺勋者不多，没有像目前这样动辄以百计。有一年，受封赐拿督勋衔的某州有功人士高达150人，成为一时美谈。

记忆中，英殖民政府通常保留若干勋衔给有影响力的华团领袖，一些大组织甚至可以推荐人选。当年，没有政党背景却活跃于华团、人孚众望的华团人士膺勋，并非罕见。

独立初期也是如此。只是演变至今，究竟有几人单凭在华团表现卓越而膺勋？人人心知肚明。

今天的现象是：不论作出何等重要贡献，付出多大，没有政党背景或不向执政党靠拢，很难能够得到执政党的推荐。想因此而膺勋，难矣！

由于执政党成员掌握推荐权，坊间早有传言说热衷勋衔者找对门路，可以凭藉关系，或者作出一些物质奉献，就能得到所想要的勋衔。传言未能证实，只是言之凿凿，人们见怪不怪，不以为忤了。

简单的逻辑论使一般人认为受统治者封赐是光宗耀祖，于是每年颁发勋章过后，报章必定出现无数祝贺广告，近年还流行父母贺儿女，儿女贺老子，妻子贺老公，岳父岳母贺女婿，亲家翁婆互贺等等，甚至整个家族出来祝贺的，形形色色，蔚为奇观。华团领袖不甘落后，不惜动用团体资源大作好人，大说好话而忽略了真正价值和意义了。

除了上述的“不能一视同仁”弊端之外，华团领袖还必须认真检讨“有必要吗”这个问题，不应沉沦于锦上添花文化而失去方向。

（2007.12.28.东方日报《忠言逆耳》）

大选糖果

首席部长到他的选区出席颁发恩物予乐龄人士时，一口气答应区内选民提出来的15项要求，并立即安排有关部门处理，的确是豪气冲天。

根据报道，这些要求是由州选区服务中心代表选民提出来的，集中反映了居民的心愿。

以首席部长的办事能力，这15项要求绝对可以在短时期解决。新河花园入口要道第三天就应声改回双程道，就是例证。

州议员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选民要求，恐怕是头一遭；首席部长的豪爽固然大快人心，却不能不深思：武吉巴汝选区服务中心代表首长行事，一州之尊的选区尚且存在这么多应解未解的民生课题，足见“民生问题多如牛毛”这句老生常谈不是盖的。

恐怕没有多少人相信首长此举与即将到来的大选全然无关。

这就是我国的政治现实。漂亮诺言已是老套，选民要实实在在的眼前利益，立即可以受用。执政党在选举前大派糖果，对选民有求必应，成了百试百灵的万灵丹。执政党乐此不疲，候选人达到目的，选民心满意足，互惠互利，糖果文化怎不大行其道！

远的不谈，半年前的马接补选，就充分证明这个万灵丹的实际效益和无往不利。

不过，选民大享选举糖果的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未尽善处。马接选区内的电讯塔就是一例。

半年前，官大人信誓旦旦拍胸膛保证：两个星期内迁移有损健康的电讯塔到另一个“已选定”地点，绝无问题。

岂料因赔偿问题没有解决，半年后的今天，电讯塔依然竖立原地，成了居民的眼中刺，也成了这个许诺的讽刺。

当然可以说是例外中的例外，武吉巴汝选区选民大可放心，首席部长金口一开，没有完成不了的事。

大选糖果还是要享受的，最好经常有选举，让所有的民生问题统统消失！

（2007.12.27.众议园.南洋商报）

黄家定到马六甲

敦陈祯禄是马华创党人，是开国元勋之一。逝世近半个世纪，陵前近几年特别热闹，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黄家定每年都率党要前来祭祀。日前就大张旗帜，敲锣打鼓到马六甲公祭。

如果认为黄家定浩浩荡荡前来目的止如此，未免太低估了总会长的政治智慧。

大选脚步越来越近，政党秣马厉兵不在话下；马华是执政党，怎能不趁机造势为来届大选增添政治筹码？

马华最受华社诟病的，是华教问题处理失当。经过几十年折磨，华教处境已今非昔比，黄家定纵有通天本领，也难有可能改变。

教育拨款不是没有，而是不公。华小学生人数占全国21.2%，可是在第九个大马计划下只获得区区3.6%拨款；以人均计，国小生每人每年获得33令吉30仙，华小生只有4令吉50仙。

马华虽然是国阵老二，却始终不能说服华社认同“马华就是华社”。华教问题是瓶颈，老大只要在这方面让马华“好做人”一些，就可以使马华更坦然面对华社，处境更加有利。教育拨款不公不是新课题，马华总会长换过几位了，当过副教育部长的马华议员也不少，这个问题为何一直难以解决？

黄家定这一回到马六甲宣布两个华教拨款：甲州唯一独中培风和光亚华小各得20万。他在培风讲的话，颇有“大选红包”意味。

他说：“马华与首相经过一番沟通，向其反映华教迫切的需要后，结果获得中央政府拨出20万予培中……这是我们真诚为培风中学发展所作出的努力，不附带任何条件。这笔拨款将在近期内发出，不会等到大选后才发出，请校方放心。”

这番话既折射马华“当家不当权”苦衷，也反映马华有心无力的困窘。

华社非议政府没有公平对待华教、不满独中受忽视，由来已久。全球超过500间大学承认统考文凭，政府却背道而驰，怎能取信华社？马华当家，理应在政府内部争取华教应有的平等地位，以“愚公移山”精神（借用黄家定语）坚韧不拔地全力以赴，怎能在大选即将来临时刻，才向首相“反映华教迫切的需要”？马华如果象民间团体一样需要等待大选或补选时机“及时”提出要求，或者要有这样的时机才能展现“真诚”，与非政府组织何异？

歌舞升平、歌功颂德声中，可曾听出哀音？

（2007.12.21.东方日报《忠言逆耳》）

培三，我的母校

培三是我启蒙的母校，我的初小和高小文凭，就是由故许景东校长颁发的，那是1955年的事，属于高小第三届。

离校超过半个世纪，同届同学都已年过花甲，儿孙绕膝了。前些时候详细看了家协主席曾昭明传过来的同学名单，竟记不起逾半同学名字或样貌了；仔细点算，42人中，已有十多人离世。岁月无情，人生无常，思之黯然。

离校之后，与母校的确很隔膜。过去十多年，每年文化节火炬点燃仪式都借用母校餐厅和篮球场当茶水供应处与休息站，我的脚步就止于这两个地方；「古城讲堂」开幕时，我有幸受邀参与其盛，却因恰好身在国外，失去与母校深入接触的机会。

12月9日是母校董家教筹募翻建篮球场基金义卖会，昭明知道我是老校友，连发几则短讯提醒我别忘了回母校看一看。我当然没有理由推辞。

踏入校园，走马看花转了一圈，与昭明、添福、启光、世聪等人在后花园品叙。我说，对这个校园很有陌生感，我怀念的，是永盛巴杀后面的古老亚答屋，那是我渡过小学六年学习生涯所在，是培三迁入现址前的校舍。

刚刚加进来的颜天禄州议员说，那个地方已经拆了！真是孤陋寡闻，对近在咫尺的母校旧校舍下场，竟然不知！感慨之余，还增添无限惆怅。

当年的课室是因利趁便，简陋不在话下。屋顶是亚答盖的，雨天漏水难免；下雨的时候，经常要搬桌移椅来迁就，年幼的我们视为好玩，如今回想，不禁对先贤艰苦办学，克 服一切阻难来传承与发扬文化的苦心，肃然起敬。

篮球场就在校舍前面空地。压平黄土，用木材立两个投篮架就是了。艳阳天黄粉飞扬，下雨天泥泞一片，照打不误。界线是在比赛开始前，用双手把白粉撒上去的，哪有今天这么方便。

母校于1957年8月6日迁入现址，校地是青云亭献出来的。几十年的岁月摧残，篮球场地面已经龟裂，翻建势在必行，董家教成功举办了义卖会，筹获八万余令吉，成绩斐然；忝为校友，与有荣焉。

母校是由陈占源先生登高一呼，于1949年成立的，后人秉承他的鸿鹄之志，关怀培三，积极参与此次筹款。陈家姐妹齐出动义卖兴化面线，精神可嘉。华团、商家、个人以及无数热心人士的鼎力协助，加上全校师生的落力工作，都是义卖成功的要素。

一个时期，母校面对学生来源减少困境，应否迁校、迁至何处成了政治议题，幸好在各方努力下，开设读经班、亲子班、改善校园文化。。。。。。终于扭转过来，傲然屹立三保山麓，为邻近居民提供学习母语的良好环境。

华教命运向来就是坎坷而又多灾多难的，走的路一直是崎岖而又风雨如晦的。母校昂然跨越数十春秋，负起传承民族文化的神圣使命。创办人功不可没，先贤的大无畏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楷模。缅怀前人，策励来兹，祝愿母校，祝福母校，明天会更好！

（2007.12.18.众议园.南洋商报）

协商精神

前十五华团总领导机构虽然不是注册团体，却起了很好的领导作用，为华社做了很多事。

荦荦大端如1983年召开华人文化大会向文青体育部提呈「文化备忘录」、1985年联合四千多个华团共同签署「华团宣言」以及成立华社资料研究中心、民权委员会、全国华团文化工委会、全国华团捍卫三宝山完整主权委员会、华团教育政策委员会等等，为华社提供了全面性的策略和应遵循的方向，很有前瞻性。

名义上，华总是前十五华团接棒者，可是成立第一天起，走的路线就大相径庭，从原先的“据理力争”变成“协商至上”，万事以协商为主导。

与谁协商？当然是执政党。强调协商路线的华总，和执政党，特别是马华民政走在一起，是“顺理成章”的事。

华人崇尚“和为贵”，华总和马华一唱一和以及某些华团领袖落力鼓吹下，协商精神俨然成了主流意识。

协商精神好不好，决定于基础何在。

协商应该建立在平等、谅解及互相尊重共识上，不应出现以众欺寡或恃强凌弱现象；缺乏这个共识，将沦为强势说话，没有能够理性思考事实，最终成为一言堂了。

这个共识存在吗？马华总秘书拿督黄家泉日前在怡保说的话，就是很好的注脚。

他说：“目前马华除了与巫统协商，没有更好的路走……我们斗不过人，况且我们不是打打杀杀的人，我们必须要协商……巫统是要靠马来人支持，如果华人和印度人不支持巫统，恐怕巫统就完全跑马来人路线……希望华社与马华一齐采取协商的手法，以促进国家的繁荣和进步。”（见12月6日星洲日报全国版第21页）

“斗不过人”就是主轴，就是中心思想。深入了解这段话，对现行的“协商”实质所在，对“认命论”为何大行其道，就了然于胸了。

大选即将来临，协商精神又会高唱入云，华裔选民何去何从？是加入这场大合唱为现行的协商方式加码，还是另辟蹊径？华团领袖是否继续陶醉在歌舞升平而忽略了肩负的使命？思之，慎之！

（2007.12.14.东方日报《忠言逆耳》）

婚宴

步入耳顺之年，亲朋戚友娶媳嫁女的婚宴接踵而至，年杪旺月，更是应接不暇。

参加这类婚宴，心情与年轻时出席同学朋友喜筵截然不同。那个时期，新郎新娘是同窗好友或总角之交，认识深、交情厚、感情好，加上年轻人豪迈性格，真正能够达致同欢共乐境界。

历尽沧桑，看透人生，进入“天凉好个秋”心境的今天，再来出席婚宴，场景可能比过去更加壮观，气氛可能更加炽热，菜肴可能更加丰盛，却仅仅为了应酬而来；新郎新娘多是素昧生平，共鸣没有了，感觉失去了；见年轻人嘻嘻哈哈，反而增添“时不我与”感慨。

既是应酬，自然有“非来不可”意味。年纪大了，健康第一，保健意识不能没有。餐馆只求可口美味，多油多调味品的烹煮方式与保健所需的清淡相违，不在话下。为了“应酬”只能浅尝即止，不若年轻时尽可大吃大喝，乘兴而至，尽兴而归。

很早以前就有人说出席宴会是活受罪，年轻时还不怎么认同，现在则颇有同感。现今流行排名定位方式，进场之前要先查明座位所在，不得随意更换。同桌的如果互不相识，只好喝闷酒吃闷菜，不若年轻时呼朋唤友坐在一起，不亦乐乎！

卡拉Ok施虐的现时刻，负责人唯恐音响效果达不到每个人耳膜，倾全力放大音量，流行音乐的低音喇叭有如重锤击人心扉，心脏衰弱者肯定受不了。

主人如果是有头有脸交游广阔之人，场面话必多，不胜其烦；遇到俗不可耐、口水多过茶、肉麻当有趣、卖弄才学的司仪，烦上加烦。慷概解囊赞助公益华教是美德，本应受褒扬，只是一一唤受惠团体代表上台领取，又是拍照，又是回赠纪念品。冗长且公式化，耗费不少时间。

最要不得的是主人嫌司仪说的不足够，还要上台自我粉饰一番，宣示子女学历，夸耀子女成就，褒扬子女孝道，赞美妻子贤淑，说得口沫横飞洋洋得意，完全不理会台下人的感受。

最不能忍受子女全受国文教育的所谓华教人士，整个台讲英语，只有这位老爸讲华语。不知主人会不会尴尬，台下的我们，难免索然。

读过这么一个笑话。儿子上学前问老子何谓应酬，父亲说：“不愿做而又非做不可，就是应酬。”儿子拎起书包向着父亲说：“我现在要去应酬了，再见！”

每一回出席应酬式婚宴，总想起这则笑话，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2007.12.7.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梦里花落知多少

舞蹈是八大艺术之一，芭蕾舞则是艺术殿堂的上层建筑，一般人的印象，是“曲高和寡”。

芭蕾舞真的那么高不可攀吗？

培风校友会主办的“梦里花落知多少”芭蕾舞剧将提供你一个否定答案。

这出舞剧订12月22、23日两晚在培中礼堂盛大演出。该会是经过多次讨论，综合各方意见之后才拍板定案，决定主办的。这个决定，与该会一路来推动经典教育，提倡经典文化，推广健康文娱立场是一致的；也是继经典导读、经典电影、经典音乐之后的又尝试。

芭蕾舞之所以不易理解，是由于它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严格的规范和结构形式，人们只见到女演员穿上特制的舞鞋立起脚尖转来转去，忽略了整个舞蹈所要表达的内涵。

芭蕾舞的部分手势和肢体语言，可以追溯至古埃及的祭祀舞蹈。芭蕾舞起源于意大利，兴盛于法国，自十六世纪中叶发韧至今，已经从依附于戏剧和歌剧的插舞,发展成以舞蹈和音乐推动剧情，具有严肃社会意义的剧场艺术形式。从风格上看，芭蕾舞有意大利学派、法国学派、俄罗斯学派、丹麦学派等等，百花齐放，互有特色。

芭蕾舞注入时代生命，始自十月革命后的前苏联。艺术家们承继了被喻为芭蕾舞创作大师柴可夫斯基风格，创作出「红婴粟」、「英雄诗篇」、「海鸥」、「斯巴达克」、「安娜.卡列尼娜」等等反映现实的芭蕾舞剧。

1960年代，中国艺术工作者进行了芭蕾舞民族化的探索，创作了「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这两出划时代的芭蕾舞剧，破天荒地塑造出英姿飒爽、“穿足尖鞋”的中国娘子军形象，将芭蕾舞的精华与中国气派融为一体，为芭蕾舞坛增添奇葩，迸发异彩。

“梦里花落知多少”由陈绍秀创作。她学艺香港与英国，多年来孜孜不倦在我国开展芭蕾舞教学。这出舞剧表达的是青少年在学习阶段面对的种种压力，痛诉在考试导向教育制度和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思想下，儿童被迫失去童真、迷失自我的不幸，

“梦里花落知多少”彻底扫除一般人以为这类演出只是学员表演「睡美人」、「天鹅湖」、「胡桃夹子」、「罗密欧与朱丽叶」片段的观念，而是一出完整、非常有现实意义、有教育价值的本地创作。

文化工作是艰辛的，道路是崎岖的；本地人有能力试验性地创作这样的芭蕾舞剧，是大家的荣幸和骄傲，怎能不支持？况且所有盈余悉数捐献培中，既欣赏芭蕾舞艺术，又为民族教育奉献，一举数得，何乐不为？

（2007.12.4.众议园.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