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狐之笔

中国的史书都是后朝人評述前朝政治，以断代史形式流传下来，主要原因是前朝已亡，危疑較少，較易發揮，不若本朝人写本朝历史，忌讳甚多。唐朝史家刘知几最为推崇这种形式，認為断代史“言皆精练，語甚该密，学者寻討，易为其功。”

也有例外。晋朝史臣董狐敢于直书“赵盾弑其君”以示笔伐而成为史家秉公直书的典范，“董狐之笔”四个字是后人对那些公正不偏，不因各人的好恶或利害关系而混淆是非，捏造不实言论的人的称呼。

一年半前，东方日报邀请所有《龙虎三十》（已易名为《龙门阵》）作者到报社聚首，送每人一张题为“董狐之笔”的委任状，用意就是希望作者珍惜这片园地，学习晋太史董狐不畏强权，坚持原则的直书精神，求真理，说真话。

要求作者讲的话“句句真理”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但要求写的是“句句真话”却是应该的，也是可以做到的。讲真话就是要排除一切私心杂念，在尊重事实前提下，讲真情实感的话，讲诚心诚意的话，讲“掏心窝子”的话。写作人要光明磊落，要开诚布公，对人或事丝毫不能有任何隐瞒，也不要有任何顾虑和保留，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有价值，才不辜负读者的期望。

开栏以来，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作品虽然不多，但是包装在华丽文字的假话误导性很强，不明真相的读者深受其害。

敢不敢讲真话，愿不愿讲真话，折射出一个人的人格和价值观。一个后悔所受的教育，埋怨父母把自己送入独中就读，鼓吹华人教育的人谈华教，必然讲不出真谛；一个怕失宠于当权者，或者对当权者有非分之想的心理，甚至因吃党饭而不敢讲真话的人，立论必定有所偏颇。

文过饰非是这类人的特长，阿谀逢迎是他们的心态。为了掩护主子，明知错的，也要硬拗；为了替主子辩护，不惜把没有关联的事扯在一起。他们不敢针对问题谈，专用似是而非的文字语气迷惑读者来为主子脱难。

高明的领导人不会喜欢讲假话的下属。华团出现乱象，就是喜欢听假话的领导人太多，敢于讲真话的人太少。讲真话是建立和谐社会的要素，不敢讲真话的写作人，与“董狐之笔”的精神内涵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2009.1.30.《龙门阵》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