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怜天下父母心(转载)

2003年1月4日，本地社团闻人，作家许万忠先生在星洲日报“事事关心”专栏里这么写道：“……痛失爱子，父母亲人肝肠寸断；白头人送黑头人，苦楚难当。”

当初许先生写这篇命名为“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文章，正是为我而作。因为在2002年12月31日下午，我的大儿子，16岁的培中高二理科班同学曾宪隽，在往补习途中，雅佳美浪一座印度庙旁，不幸被两位嗜毒者抢劫。除了要他的钱，也要了他的摩多车，更要了他的命。许先生当时有感于社会治安之不靖，警方似乎无法有效保护人民的安全，阻止命案频频发生，愤而作此文章为民请愿，对当局发出严正的申诉。

许先生也写道：“……可怜天下父母心，含辛茹苦养育下一代，望着儿女长大，却又要饱受丧儿之痛……”当时我读了这篇文章，在一片无助灰暗悲痛中，顿时感觉到一股无法言喻的暖流注入心坎。那种关怀与温馨，只有当事者才能领悟其个中滋味。人与人之间所缺的，正是这种爱心与关怀。当时我并不认识许前辈，但他的文章在报章上却是读过不少，是我尊敬的长者。因此这篇文章对我而言，其意义是深重的。

“採得百花酿成蜜，为谁幸苦为谁忙！”他在文章结尾的一句话，把我双眼最后一滴泪水给逼了出来。自此，我心中舒畅，看透人生命理，勇敢迈向新的起点。

许老的长子许世骏我并不熟悉，仅是面子书里的一个年轻“朋友”而已。但他的名字，包括其他的马六甲市民应该都不会觉得陌生。308大选，他曾勇敢的挑战政坛老将，虽败犹荣。正值37岁青春年华的他，一个充满希望的政治工作者、成功商人、贤淑妻子的新婚夫婿，出世仅三个星期的女儿之父亲，说走就走，在日落雾露营睡梦中仙游而去。他一生爱好大自然与四轮驱动，这可是最适合他离开的方式了。无痛无累赘，走得洒脱。厄讯传来，当晚到许先生家慰问时，见许老太太哭肿了眼，旁人也为之掉泪。坐月期间的年轻许太太，在她的面子书里，对世骏述说着尚未道尽的轻言细语，告知夫婿在天之灵，初生女儿绮绮是如何的可爱。读了心酸，但也看得出夫妻俩情深似海。世骏能如此洒脱离去，实乃佛家所说的“重业轻报”，是一种福份。

往者已矣，知来者之可追。八年后的今天，我同样以“可怜天下父母心”在星洲日报为文，真诚希望许老阖家，能尽快走出这片阴霾。

（原文发表于2011.4.27.星洲日报马六甲版，作者：曾昭智）

也谈“辣”味

被一篇谈马六甲人嗜辣的文章吸引。作者显然费了一番心机收集资料，从马六甲人吃干捞面食加辣椒酱说起，谈到古城华人向谁学吃辣、中国人吃辣的历史，点出“湖南人怕不辣，贵州人不怕辣，四川人辣不怕”典故，多姿多彩。

面食加辣椒酱是南马人的习惯，中北部的华人就没有这个嗜好了。头一回到芙蓉吃干捞云吞面，吩咐小贩别加辣椒酱，同行的朋友提醒说这里的人是自己加辣味的，方才恍然大悟。

医学上说吃辣椒有益健康，指的是原味的辣椒；辣椒酱含有不少添加剂，不宜多吃。可见嗜吃辣的人必须有所取舍，不能见到辣的食物就一股脑儿往肚子填以免吃出病来。

煮辣椒不能单独一味，必须加上多种香料一起烹煮才出味道，令人吃了齿颊留香，回味无穷。香料的比例如何，就凭厨师的经验和烹煮的手艺了。

上等的辣椒食物，必须是一看上去就食欲大起，跃跃欲试。但是色彩并不是决定优劣的唯一标准，好看未必一定好味道；反而是中规中矩，不那么突出的，味觉最佳。

好吃的辣椒食物，应该是辣味适中，初入口不觉特别，多吃几口，辣味才逐渐在口中萌起，越吃越有味，越吃越爽；吃到身体如烘炉般烫乎乎，汗流如注却不愿停口，边吃边喊过瘾！

正如评论和讽刺文章，一看就知道写什么，或者三两句就道出重点，读者必然兴趣大减，甚或不想看下去。初看平淡，看完之后觉得意犹未尽，重读时方始读出味道；细读再三，味道越来越浓，爽意油然而生，不禁拍案叫绝！

政论文章尤其要把捏得准，写得太白，索然无味；写得透骨，令批判对象气得七孔生烟或者不慎触犯法律，可能面对官非；写得隐约，看不出主旨所在，达不到批判目的。好的政论文章，是被批判者恨得咬牙切齿却找不到破绽，无可奈何；更高一级的，是表面赞扬，骨子里猛烈批判，被批判者懵然不知，反而沾沾自喜，认定作者是自己人。

御用文棍写的党八股被人嗤之以鼻，就是只看作者，就知道内容是什么了，没人肯浪费时间阅读。一些文棍把文告和讲稿改头换面在专栏发表，拿党的津贴又拿稿费。瞒天过海，却没料到西洋镜已被戳穿。就如手艺低劣的厨子，来来去去只有几样菜式，色彩多鲜艳，也引不起食欲。

(2011.4.26.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砂州选举过后

热火朝天的砂州选举过去了，来势汹汹的民联高喊“改变”口号，结果只赢取15席。成绩虽然比上届翻了一番，却达不到否决2/3的要求。盟友行动党在华人区战果辉煌，赢获12席，竞选49席的公正党只取得3席，回教党则全军覆没。

行动党在华人占85%的五个选区以巨大票数把人联党候选人打得落花流水，多数票从6319至8827，证明该党宣称得到2/3华人票的支持并非空穴来风。巨额差距也反映华人对现状的高度不满，不再满足于小恩小惠和珍馐佳肴、幸运奖之类，体现对应有权益和公正社会的强烈要求和“改变”的坚强意志。

人联党在华人区惨败，没人再问“华人要什么”了，取而代之的是许子根说的“国阵继续获得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友族同胞大力支持下仍可稳固执政，因此华人应思考，到底我们要在政府外面一味高喊换政府、反政府的口号，还是参与执政主流，与友族同胞一同改善国家和政府？”之类质疑。

与人联党同病相怜的马华，反应比文绉绉的许子根更加直接了当。

总秘书拿督斯里江作汉表示：砂州选举结果已经形成“他族在朝，华人在野”的局面，令人担忧这将对砂州华社的权益和地位造成冲击；署理总会长拿督斯里廖中莱认为“这意味华裔部长在政府的代表性再次遭受挫折及削減，担心这种情況一再延续下去的话，华裔在政治主流的地位也将將进一步受到影响。”

国阵的华基政党只会责怪华裔选民不支持，却不认真检讨本身作为，是舍本逐末；议员的服务对象应是全民而非单一种族，独立逾半世纪，执政党还沉浸于种族政治迷思，是“一个马来西亚”的莫大讽刺。

总会长拿督斯里蔡细历可能是选择性失忆，忘了马华在2008年308大选的成绩比1969年还差的事实，竟然劝人联党“不应接受入阁献议”。1969年，时任马华总会长敦陈修信因马华候选人中选比率远远落后于前几届大选，宣布不入阁，马华2008年大选大选输得比1969年还惨，却没向陈修信看齐，为什么今天要人联党拒绝入阁呢？

蔡总辩解说“当时并不是马华总会长，有关事情并不是我所能决定的”和“倘若马华在来届大选遭受如同2008年大选相同的命运，马华中委会将会慎重检讨（马华）在中央和州政府的地位。”锐利言辞掩盖不了308大选后，整个党忙于争夺权位的党争，何曾有人提起“不入阁”这回事？

(2011.4.22.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教育部官员刁难马华

读马华总会长蔡细历对记者诉苦的“华小校地事件受刁难”报道，不知该赞赏蔡细历的率直还是悲叹马华的处境。

蔡总这么说：“在争取增建华小或迁校过程中，虽然获得正副首相的支持，但还是会面对教育部官员的刁难，让发展华教这条路设下障碍……”又说：“会见副教育部长时，教育部官员都不是很乐意协助马华，‘阿吱阿咗’提出反对。”

华教今天的处境，马华要承担一定历史责任；今天的马华如果不倾全力为华教争取到应得利益和公平待遇，前途堪虞。

蔡细历说的是他本身的经历，马华地方领袖受到地方政府官员刁难，早已见怪不怪。多年前，南马某权位如日中天的马华行政议员亮出“我是xxx”皇牌，企图为被刁难的小贩解围，岂知执法官毫不卖账，冷冷回应“我不知道你是谁！”碰了一鼻子灰，他不以为辱，反而嬉皮笑脸连说几声“多隆”。在场记者图文并茂如实报道，舆论哗然，他赶紧出来澄清说这位执法官过后已向他致歉。

行政议员的官阶没有二品也有三品，七品芝麻小官却敢在公众场合羞辱他，事后只是道歉了事，可见马华地方领袖在政府官员眼中的地位如何。如今中央级领袖会见部长也受到相关部门官员的刁难，难怪蔡总要向记者大吐苦水。

官员们心中怎么不认同，都应该尊重马华是政府成员的事实，何况马华代表事先已经得到首相和教长的支持。华校董事会代表谒见教长局长被官员百般刁难是“想当然尔”，执政党成员的马华中央领袖也遭受同样待遇，就匪夷所思了。官员的刁难，折射马华“当家不当权”困窘之外，也让人产生“马华还有作为吗”的感慨。

马华领袖争取华教权益被官员奚落至此，关键在于华社不断要求的制度化增建华小和公平拨款得不到落实所致。马华热衷于个案解决，然后大肆宣扬“争取有功”取悦华社是致命伤。华小问题如此，华裔生进入大专也是如此，年年重复出现，马华却从来没有通过有效途径包括纪律行动对付公然违背指示的“小拿破仑”，反而以“协助平反”有功、为多少间华小争取到多少拨款等等治标不治本“成就”沾沾自喜。难怪七、八品小官也敢在马华中央级领袖会见教长时，“阿吱阿佐”百般阻难。

(2011.4.18.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两个凡是”的联想

郭兰英演唱的电影《刘胡兰》插曲《交城的山来交城的水》是悦耳动听的山西民歌，深受民歌爱好者喜爱。近日阅报，才知道交城原来是毛泽东继承人已故华国锋的故乡。他的骨灰安放仪式已定今年8月20日，即逝世3周年忌日，在交城县委建的墓园隆重举行。媲美皇陵的墓园和巨大的个人铜像使网民哗然，纷纷指责豪华设计与华国锋低调作风不符。

华国锋的一生充满传奇。1976年凭“你办事我放心”六字箴言在毛泽东死后登上总理宝座，历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等党政要职。他上台之初，在叶剑英、汪东兴等元老协助下逮捕四人帮有功，几年后却因搞“两个凡是”而被迫卸下所有职务。

“两个凡是”指的是“凡是毛泽东说的都是对的，凡是毛泽东的指示必须坚决执行。”华国锋错估了情势，以为毛泽东在中国余威犹存，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仍然崇高无比，妄想利用死后的毛泽东巩固他的权位，被迫下台是咎由自取。

世上无完人，制高点多好，看到的也只是目力所及的范围，匮乏深度和广度。毛泽东晚年犯上错误也要面对批判，何况凡人？却有某些华团领导人自以为永远不会犯错，认为他的看法和决定都是正确无误的，属下必须严格遵守，忠贞不二遵循他的指示，全力执行他的决策。

这类人的领导风格是家长式的一言堂，说的话、做的事都是合理的，绝不允许不同的声音出现。不听话者被视为异议分子，务必除之而后快。

家长式领导人出现在私人公司，则是如虎添翼，气焰更是嚣张。他们把员工当奴才，一定要员工乖乖听话，照他的指示办事；开会时大家听他讲就好了，提出不同看法或意见，则被视为挑战他的权威，从此打入冷宫，不被重用。

盲目追随领袖，认为领袖绝对正确，肯定领袖不会做错事，是无知的盲从，是可怜虫；自以为了不起，认为自己一切都完美正确，则是狂妄自大，目中无人。不论哪一类，都肯定得不到赞赏，都会被淘汰。在团体是被轰下台，私人界则是员工士气低落、业务停滞不前，最后不得不卖厂或结束营业，黯然离场。

(2011.4.16.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领导人的素质

《孙子兵法》首篇“始计篇”提出对将才的期许：“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华团领导人也必须具备同等素质，才能贯彻华团的使命，发挥华团应有的功能，更好地为族群服务。

“智”就是知识和素养或是学问、才干足以服人；“信”就是诚实、言出必行，得到大家的信赖；“仁”就是仁爱的心、同理心、设身处地为下属设想的心；“勇”就是毅力、执行力、耐力、让下属景仰而愿意追随的能力；“严”就是自制力、以身作则、身先士卒。

环顾当今的华团，无论“总”字级的领导人或是个别的华团组织，达到全部或局部要求的领导人犹如凤毛麟角。是华社没有好的领导人才，还是他们不愿挺身而出为族群做些有意义的工作？

1980年代是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其时的华团有一个很有公信力的最高领导--十五华团总领导机构，催生了文化宣言备忘录、华团宣言、华社资料研究中心、民权委员会、捍卫三宝山完整主权工委会、文化工委会、关注1992年教育法令委员会等等，脚踏实地为华社做了好多事。可惜华总成立后，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力量没有了，华团变了样，一面倒向执政党。

顺民当道使政党势力轻易入侵，华团成了巴结权贵和追逐名利的温床，令有识之士望而却步。地方性华团领导人的素质更是惨不忍睹，民族意识、策划能力、领导能力都不重要了，会员嗅到的唯有财大气粗的霸气，见到的是领导人对当朝权贵的喜迎奉承。这类领导人忙的是歌功颂德和歌舞升平，见到记者就靠近，捉准时机拍照上报；大小活动都要上台讲话却不会写讲稿，秘书备就的稿却又念得支支吾吾，洋相十足。

杜牧的《泊秦淮》是当今华团的最好写照：“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猶唱后庭花。”华团脱轨，华团使命被束之高阁，究竟是谁的责任？是自命清高的人太多，还是被有心人排挤在外？或是……思之黯然。

(2011.4.11.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接受和承认

纷纷扰扰一阵子，独中生入师训的条件终于拍板定案，教育局已根据定案发出新的通告了。教育部副部长魏家祥说这是“各方面达致的共识”，华社不该再有异议。

加多一项“SPM英文及格”的定案，不但与马华总会长蔡细历最早宣布的条件颇有出入，和较后宣布的“SPM国文优等、统考文凭4科优等”也有差距。董教总第一时间郑重否认是共识的任何一方，使人产生“这个定案并不完美” 的感觉。

针对有人质疑教育局只是“接受”部分合格的独中生申请，还没有达到华社一路来要求的“全面承认”地步，魏家祥强调“接受就是承认”的同时，还为加多一科“英文及格”辩护，说“这是人所共知的‘规定’”，劝华社不要鸡蛋里挑骨头。

“官字两个口”，既然是定案，已无商榷空间；只是魏家祥提出来的“接受就是承认”这一点，很难使人信服。

1950年代初期，教育部授权部分华文中学开办高师班来协助政府解决华小师资问题。高师班的教学和课程完全根据教育部的规定进行，教育局不时派官员前来视察和监督。可是高师毕业的教师到华小执教，政府只承认他们的初中资格，领的是初中资格的薪水。高师同学会争取多年，始终不能获得平反。政府显然是“接受”高师班训练出来的教师，可是不“承认”他们高师的资格。这是接受并不等于承认的实例。

再如当今的临教，教育局“接受”他们到华小执教，也支付他们的薪金，可是政府并不“承认”他们是合格的教师，福利方面完全付诸阙如。

举个生活中的例子。社会风气开放，青年男女婚前同居司空见惯，双方的父母可以接受女孩子到男朋友家或者男孩子到女朋友家住，却不会承认对方是儿媳或女婿。没有注册就没有法定地位，身份终究是暧昧的。

高等教育部长莫哈末卡立诺丁去年10月14日已经坦白指出：“由于统考文凭是由一个不受政府承认的团体监督，并以华文作为媒介语，其教学制度不符合马来西亚国家教育政策，因此，统考文凭不能被接受为入学资格。”

主导思想不改变，“承认”遥不可及，其理至明。接受和承认有局部和全面之别，把个案当成现象是以偏概全，把不同意见归类为“鸡蛋里挑骨头”，是不愿或不敢面对舆论的具体表现，智者不为。

(2011.4.8.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怨妇论

首相署部长纳兹里批评马华一天到晚骂巫統，若的确不滿大可离开国阵。他表示：“马华的处境犹如终日投诉遭禁锢、性侵及不给饱饭吃的妻子，但又不愿与丈夫离婚，只会向外人申诉苦境。”

堂堂一个自诩代表华人的国阵第二大成员，被支配性大党党要如此抨击，又公然讥讽总会长的下体“都让人看光了”，“高调论政”的马华怎能忍受得了？小喽喽率先跳出来指责纳兹里，要纳兹里道歉无效之后，大将纷纷出马，矛头直指纳兹里之外，还要巫统表明他的批评“与巫统无关”。

巫统要员以尖酸刻薄语气批评马华，纳兹里不是始作俑者。1971年1月15日，时任巫统第二号人物伊斯迈医生就曾经在新山向马华撂下狠话：“如果马华和国大党继续‘不死不活’缺乏生气，巫统的唯一途径就是拆伙。”当年的总会长陈修信不甘受辱，搞华人大团结运动来展示华人对马华的支持，结果是弄巧反拙，不得不于1974年下野，让位给李三春。

这一回被辱，蔡细历显然不想步陈修信后尘，除了口舌之战，未有进一步行动。

被指为政坛“怨妇”并非绝对坏事。台湾名女人吕秀莲当副总统时，为了博取同情，曾经说自己是“深宫怨妇”，公开抱怨陈水扁没有给她应有的职权。

《三国演义》五丈原之战，魏国大将司马懿也被诸葛亮以女服羞辱。司马懿不当回事，和颜悦色问使者杨仪关于诸葛亮饮食起居的事，得知“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升。”喜对诸将曰：“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司马懿收到女服之后如果大动肝火发兵应战，反而中了诸葛亮之计，往后就没有“死诸葛吓走活仲达”精彩戏码了。

马华是政党，马华领袖是公众人物，所作所为必须面对公众的检验和舆论的批判，著名军事家、“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尚且能够容忍胯下之辱，何况同僚的几句话？三国中的司马懿收到女服后设盛宴请杨仪，还穿上诸葛亮送来的女服跳舞娱宾。蔡细历可能不懂这段野史，否则由他出面大摆宴席请纳兹里，肯定成为政坛佳话。

马华肯定很认同何启斌说的“这是好事，至少证明马华有在为族群做事”。至于纳兹里说“看光了”，那是多管闲事。老婆儿孙已经原谅了他，马华中央代表三度为他背书，房里的事不小心被他人偷录下来，干卿何事？

（2011.4.5.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新加坡印象

离开新加坡数十年，期间因公因私经常重临，却是来去匆匆；退休后少到新加坡了，很有隔膜感。

最近，趁姐姐逝世周年忌，到光明山祭拜姐姐骨灰灵位之后，在第三外甥女家小住几天，终于有机会进一步了解新加坡人的生活。

外甥女住在金文泰四房式组屋，我在新加坡时期，这个区才开始发展，一切都很原始。虽也有同学朋友住在这一区，也常到他们家探访和住宿，感觉却是和一般组屋区没两样，印象不深。

几十年后重临，景观彻底改变，道路比过去宽敞，树木成荫，空地上种满花草，显然是精心设计的，很有自然的美感，令人心情舒畅。组屋排列井然有序，环境优美，地面一尘不染，原来有专人负责修整花草树木和清洁卫生，不时打扫、清洗。

整个区以地铁为中心，巴士总站就在附近，交通方便得很。以外甥女的经济条件，买车绰绰有余，可是她们不买，上下班都乘坐地铁。问原因，说交通这么方便，何必买车添烦恼！住在勿洛私人住宅的另一位外甥女，原本有车的，也基于同样理由，卖掉了。

购物中心、小贩区林立，都距离组屋不远，散步般来去倒有健身功能。

新加坡已进入电子时代，乘坐公巴地铁必须每人一张预付卡，上下车刷一次，不能共用。杨良纯同学告诉说，乐龄人士坐巴士和地铁有优待。他是新加坡巴士股东，每个月买一张80元的乘车卡，一个月内任坐到够。1000股每年的股息就超过这个花费，可以说完全免费。

小贩中心食物售价合理，我们三人吃肉骨茶，来三人份的一砂锅，加一大碗猪脚，还有猪杂汤和三碗白饭，只需新币15元，同等量的消费在马六甲，非五六十令吉不可。不计汇率，以新加坡生活水平和入息之高，这样的花费人人负担得起。

新加坡的白米饭比这里的高级香米便宜又好得多，粒粒大又软，吃到口里真的是齿颊留香。我们自己也生产米粮，为什么必须吃贵米？这是很多人心中的疑问。

我在新加坡求学的时候，新马币值相等，两国货币通用，一个时期我们的币值还高过新加坡；曾几何时，新加坡迈入先进国，国民所得是我们的五倍，币值也高出许多，一令吉只能换到新币42分左右。

巫裔德士司机用流利英语和我们交谈，语气充满自豪；知道我们是马来西亚人，幽默地抛出一句“我们不靠拐杖”，令人莞尔。

我们和新加坡、香港都曾经是英国人统治的殖民地，英国人离开的时候，留下非常完善的文官制度和行政系统。今天，完全没有天然资源的新加坡和香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二，国民所得比我们高出许多；过去几年，两地都有大笔盈余发还人民，我们呢？思之黯然。

蕞尔小国新加坡却有大国风范，批评政府、骂政府的人固然有，但是大部分人民都乐意接受政府的安排，安安稳稳过小康日子。这是此趟之行留下来的最大印象。

(2011.4.6.南洋商报《城人话题》）

卡拉合唱团

卡拉OK盛行，正统文艺歌曲让位；卡拉OK 支配了华团活动，主办比赛成了风气，似乎缺少这项活动就赶不上时代，落伍了。影响所及，政党纷纷“不务正业”，以卡拉OK比赛争取民心；奖金丰厚，“高手”靠拢，制造“拥护者众”假象。

陶醉在眼前荧光幕的卡拉OK高手，除了调子可以自主决定，节奏、拍子、速度、强弱完全被播音机传出来的伴奏控制，没有发挥的余地却又怡然自得。没有字幕的协助，“高手”就唱不出。

好为人师是人性，自我陶醉到极点，就是收徒授业；开班之外，还热衷扬名立万，组织合唱团，似模似样舞动指挥棒或摆手势，以指挥自居。

《艺术词典》对合唱团的注解是：“两组以上的歌唱队伍，各按本组所担任的声部，演唱同一首歌。分同声、混声二类；又根据声部的多寡再分为女声二部合唱、男声三部合唱等。最常见的是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的混声四部合唱。”

跟着卡拉OK音乐开腔的“合唱团”，无论是曲子、声部、唱法、表现，皆与正统的合唱团相去太远，姑且以“卡拉合唱团”区分。

指挥是乐团或合唱团的灵魂，指挥的最高境界，就是音乐或合唱曲与灵魂完美结合的体现。好的指挥还要通过一串串音符在手指间律动、奔流，向观众传递高境界艺术信息；同一首乐曲和合唱曲，不同的指挥有不同的演绎，速度、节奏、重音轻音，都有差别。因此，同一个乐团演奏同一首曲子或者演唱同一首歌曲，如果换了指挥，效果肯定有所不同。

乐团或合唱团团员必须根据指挥的手势演唱，他们必须注意指挥在台上的动作，并且要和指挥配合默契，才能很好地演绎整首歌曲，奏出或唱出符合指挥理想的乐曲或歌曲。

卡拉合唱团的团员只需紧跟荧光幕的歌词和音乐的节奏唱，只要懂得什么时候进入，看不看指挥的手势并非重要；卡拉合唱团的至高要求就是完整无误地根据荧光幕的指示，指挥成了可有可无的配角，“灵魂”地位荡然无存。

真正的乐团或合唱团指挥，要有一定的认识和音乐修养之外，还必须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不是喜欢就可以当的。环顾当下春笋般崛起的卡拉合唱团，“唱而优”的“指挥”非但反其道而行，还大领风骚，无疑是“劣币驱逐良币”的最好注解。

(2011.4.1.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