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谓争论的背后

在任和卸任交通部长为了MCA字母车牌隔空骂战，原就给人“无谓之争”的感觉，总会长凑热闹，冒出“不要逼我讲”，不禁令人想起“外斗外行，内斗内行”这句老生常谈。

MCA何物？不过是马华公会的英文缩写；马华大事做不了，小事呱呱叫，形象原已不佳，308政治大海啸元气大伤以来，至今尚未能恢复。新科总会长蔡细历喊出“高调问政”之际，手下爱将却为了一个区区的车牌字母，与前总会长斗得不可开交，已经不止是“亲者痛仇者快”，而是更加彻底暴露马华的本质。

以总会长之尊，除了国阵老大，谁能“逼”蔡细历讲话？老大要处理的国家大事那么多，怎会为了一个小州的车牌字母逼马华总会长说出实情？蔡细历显然另有所指。

陆路交通局总监拿督索拉玛哈山证实：今年2月16日，翁诗杰的高级机要秘书温永泰根据“部长指示”发出禁令公函，并说“若要撤销这项决定，必须获得（现任交通部长）白纸黑字的新指示”，已经足以说明一切了。江作汉既然一再重申交通部不会冻结MCA字母车牌，为什么不能干脆俐落，交代秘书写一封撤销信了事，反而拖拖拉拉，使马六甲交通局为难？

于党于公，翁诗杰都不在其位了，微不足道的MCA字母车牌，除了“死忠”的马华党员，谁会感兴趣？有必要小题大作，卯足全力鞭尸吗？前任部长的一纸公函禁令，继任者只需发一张“撤销”的信就有效了，何必对一个当内外都没有实权的前总会长死缠烂打，还触动现任总会长的“真情告白”？

唯一的解释，是马华党争的延续。翁诗杰在总会长三角战中虽然以最低票落选，却无损于他清廉问政、不畏强权、敢怒敢言的形象；从他落选之后不断通过个人网页或电子媒体发表政见或放话，可以见出他的心未死。

党选前夕，江作汉一度被传为翁派人物，还谣传他将与翁诗杰配合，攻打署理总会长高职，言之凿凿。如今被蔡细历器重，坐正部长大位，怎能不表现一番来报答知遇之恩？况且马华只分配到区区四个部长职，僧多粥少之下，觊觎者无数，不邀功、不力保，怎行？

（2010.9.30.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马华怎能缄默

教总与国民型中学校长理事会针对国民型中学华文班进行的调查显示：“改制”50年后的前华文中学，本质非但已经荡然无存，还得不到应有的公平待遇。

这些接受改制的前华中在改制初期，就已经变成以英文为教学媒介语的国民型中学；《国语法令》生效之后，又被改为以马来文为教学媒介语。《1996年教育法令》更把所有的政府中学统称为国民中学，“国民型中学”名存实亡。继续这么称呼，根本就是华社和马华的一厢情愿。

78所改制的前华中虽然只有69所填回问卷，却占了8.9成的比率，具有代表性。调查结果是令人担忧的。

教育部虽然同意让这些前华中每周可上5节华文课，却没有规定必须纳入正课；受了华文师资严重短缺和种种阻难的牵制，能够在正课上5节华文的前华中，少之又少。

百上加斤的是：教育部是以每周3节的算法来计算这些前华中所需的华文师资，导致校方必须安排非主修华文的老师来教导华文、选择缩班或者扩大每班学生人数，使老师难以负荷。

华文班概况只是冰山一角，这些前华中面对的问题和阻难，可以用“罄竹难书”形容。

报告书指出：政府没有给予足够的发展经费，校方还是需要为筹款建校而奔波，行政拨款也不足，连水电费等开销问题，也必须自行解决。

教育部没有明文规定改制前华中的校长必须由具备华文资格者担任，不但不能确保华文的学习环境，也使“保存和深化中华文化”成为空谈。

50年前，马华全力游说华文中学接受改制，威迫利诱之下，78所“沦陷”了。马华和政府口气一致，宣称改制之后可以保有至少1/3课程以华文授课，还作出政府负担所有经费的承诺。今天的情况，哪一样落实了？

马华能够推卸责任吗？当年上电台游说的李三春、谢敦禄、李润添、李孝友四人，除了李孝友死前曾经公开忏悔，其余三人可曾说过任何愿意承担责任的话？那些当年极力鼓吹改制好处的各级地方领袖，难道一点惭愧感也没有吗？

马华不能全把责任往这些过气人物身上推，而是应该勇敢地为前领导人的行为负责，坦然面对，承认过去错了。一个敢于面对历史，果敢承担历史责任的政党，不应该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缄默，因为这是弱者的表现。

(2010.10.4.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老同学到访

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当晚，化工系的韩长光问我要许之镇的地址电话，我告诉他手头没有，但是可以从之镇亲戚那里拿给他。

之镇的母亲是冯光昆仲的堂姐，回马六甲后，我向他们提起这回事。事情就是这么巧，过了几天，振轩先生来电话，说我要找的人正在他家，邀我当晚与他们共进晚餐。我喜出望外，立即答应了。

我与之镇在培风母校同窗共读六年，之后一起投考南洋大学。他念理学院的化学工程系，我念商学院工商管理系，两人虽不同系，在云南园学习时却是住在一起。同房四年始终和睦共处，在南大是非常难得和罕见的。

之镇的父母兄长定居美国，中学毕业后原可以到美国深造，可是他选择与我们一起到南大。我们经常取笑他拿美金过日子，他毫不在意。

拿到学位后，他别无选择地到美国与家人团聚，就此落地生根，难得回来。

1970年代中期，我有缘与他在马六甲见过一面，只是他来去匆匆，未能与其他同学相叙。自此以后，我们就少联系了。

近40年时光一晃而过，我们又在冯氏昆仲牵引下重逢。思及青葱岁月的峥嵘和如今的两鬓霜白，不胜唏嘘。

我把之镇回来的消息传达，同学们都很高兴，约他第二天一起用午餐。临时召集，共有十多位同学出席，大部分是离校以来第一次和之镇见面，言谈甚欢。

上星期六是同届的郑杰生为子完婚，我们都被邀请出席。主人家知道之镇回来，盛意拳拳要他过来与同学们相聚。

席上，我领着之镇和同学一一见面。离开马六甲近50年，他已经记不起大部分同学的名字了，但是同窗之情很快就被点燃，一个紧紧的握手和简单的几句问候，已足以表达一切。

之镇与亲戚有约，未散席就离开，我与林源庆送他下楼，依依惜别。我们三人在学生时代常在一起，又同在云南园学习，感情至深。此次一别，不知何日才能再见？

我们提起同学们每年都有几次聚餐，他非常惋惜说可惜他身在异国，不能与我们同欢共乐；提及我们离校以来感恩母校和回馈母校方面的表现，他说：没想到离校这么久，你们还惦记着母校的恩惠，还在为母校尽力。

之镇虽然人在大西洋彼岸，但是对母校的栽培还是心有所系的。1981年我们纪念离校20周年，为母校筹清寒子弟助学金时，我写信告诉他，他立即寄来100元美金支持我们。

明年是我们离校50周年，打算大规模庆祝，我们都很希望他到时能够回来参加。他虽然未置可否，但是从他的脸上，可以体会他是多么愿意配合我们为母校作出贡献。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之镇掀起同学心中的涟漪，这个涟漪将永志胸怀。我们相信，之镇一定带着浓郁的同学情和培风心回到他定居的国度，和我们一样情牵马六甲，情牵培风。

(2010.9.28.南洋商报《古城茶馆》）

马华的“两面人”

马华巴生区会主席郑敬保说：有人交给他一份名单，列出10多位同时拥有马华和行动党党籍的马华领导人，有一两位甚至坐上支会主席高位。他促请党员警惕身边的“两面人”，别向对方透露太多党务。

广东谚语有“树大有枯枝，族大有乞儿”之说，意思和“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无二，指的都是人多了，难免有异类出现。马华号称中国以外最大华人政党，坐拥百万党员，自然逃不过这个规律。

郑敬保指的，仅是成为支会主席或执委的领导级人物，如果认真追究，马华党员之中，同时拥有反对党党籍的，数目恐怕不少。

马华是执政党成员，尽管当家不当权，在一些人心目中，依然是可信赖的。一个时期，甚至有人认为成为马华党员是光荣的事。党员众多，未必每一位都对党忠心耿耿，存有异心不足为奇。

马华区会支会人数多寡，直接影响中央代表的人数。不少地方领袖为了巩固地位，广招党员，强拉友好入会，还自掏腰包为朋友缴交入会费和永久党员费，一劳永逸。不少在这种情况下“入党”的成员，非但认不清马华的目标宗旨，也不愿为马华做事，纯是“不好意思让朋友失望”。

这些人是为了“应酬”朋友而加入，还有基于个人原因的：有人为了利益而加入，有人为了得到名衔而加入，有人为了官禄而加入，有人为了饭碗而加入……一旦达不到目的，忠诚度必然大打折扣。

马华派系多，党争不断。一朝天子一朝臣，党争中错判情势投靠不对人，结果沦为非当权派，“落花流水春去也”，郁郁不得志，进而萌生异心，毫不为奇。

也有人投靠对人，原以为功成之后必能得到上头赏识而获得一官半职，岂知僧多粥少不够分配，落得怨恨在心，对党和领袖失去信心，“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唯有另作选择。

马华领袖为了迁就“老大”，表现未必与创党宗旨目标吻合，令忠贞爱党的党员大失所望；马华党章并没有规定必须先退党才能加入其他政党，对党失望的人认同他党目标原属正常。郑敬保不必过于敏感，认真检讨党员向心力丧失的原因，不让“打着党旗反党”现象出现才是上策，无需自惭形秽，一口咬定这些人是反对党派来卧底的。

（2010.9.24.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不要3千万

普罗阶级眼中，3千万是天文数字，想也不敢想；华社为华教不遗余力，捐献民族教育的钱财不计其数，但是一次过捐献3千万巨款，尚是史无前例。

吊诡的是：却有政党创立的大学和学院，对3千万巨额捐款不屑一顾，经过悠长的一年考虑，决定“拒之门外”，伤透了捐献人的心。

有意捐巨款的人，是工程师官有缘君。他在记者会透露：去年中，70名金宝拉曼大学生向他投诉学校宿舍有限，每当放假回校后都担心住宿问题，在校外住宿的租金又异常昂贵。

为了协助大学一年级生和外坡生解决住宿问题，去年8月18日，他写信向拉曼大学献议捐3千万令吉建学生宿舍。岂料信发出去之后，有如石沉大海，学院方面一直保持沉默，拉曼大学也迟迟不接受他的捐款。写信去催，限期答复，依然没有回应，不得不在记者会宣布收回献议。

马华总秘书江作汉澄清说，官有缘的献议附有包括款项只能用在兴建学生宿舍、并要介入宿舍工程的设计、规划等条件，碍难接受。问题是：拒绝附有条件的捐款，究竟是马华的传统，还是选择性的？

30年前的张明添基金不谈，最近，马六甲培一华小亟需4百50万迁校费用，得到马华领袖鼎力协助，成功争取到政府拨款3百万，条件是不准再向外筹款建校。政府的钱就是人民的钱，政府的拨款可以附加条件，马华还劝说“酌情而建”；官有缘的钱来自自己的腰包，附带一些条件就被拒绝，岂不是双重标准？

条件也者，是有伸缩性的，应该可以开诚布公坐下来谈。信发出去之后整年没有表态，难免招惹议论。

好一个气度大的官有缘，献议被拒绝后还公开说“若拉大回心转意要求重新捐款，将会作出考虑。”奉劝官有缘，马华是堂堂大政党，怎会出尔反尔？不如死了这条心。马华不要，华小独中求之不得，不如把这笔钱转捐给华教。

华小独中常年面对维持费和发展费不足的难关，从来不敢拒绝来自任何方面的捐款，捐献数额大的，还给予上宾之礼，崇敬有加；华小得到政府拨款一百几十万，感激涕零犹恐不及。如果官有缘大手笔一次捐献3千万给60所独中，每间50万元，将立即成为英雄人物，青史留名。何必死缠烂打，与马华过意不去？

（2010.9.21.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勿忘南大

第12届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会场附近街道的灯柱，都披上醒目的“勿忘南大”海报，提醒怡保市民两年一度的南大校友聚会，正在这个美丽的山城举行。

命途多舛的南洋大学，建校25年就被万恶的郐子手扼杀而成为历史。南大母亲离开儿女已经30年了，时间没有冲淡南大儿女对母亲的怀念，热爱母校的心更加炽烈，使命感加剧了，立志要把南大精神世代相传。

秘书处报告：来自五湖四海的校友，最年长80岁，年纪最轻的也有53，可以说是老人的聚会。南大校友老化、南大校友会后继无人，是谁造成的？思及郐子手的无情戕害，南大儿女心中的怒火依然；恨是高山仇是海，南大儿女永远不会原谅刽子手的滔天罪行。

岁月在每个人身上刻下烙印，却消磨不了南大儿女炙热的心和浓郁的同学情。他们怀着当年的激情粉墨登场，为同窗表演曼妙的舞姿，献出悦耳的歌声，唤起同侪对火红岁月的回忆。

参加多次聚会，本届震撼力最强。大会主席周增禧的讲话，是历来最动人心坎，最有深度的。吁请同学嘉宾站起来为敬爱的陈六使、庄竹林默哀，还提起世界上被囚禁最久的政治犯谢太宝，说谢太宝体现了南大精神的内涵，是南大的骄傲，感人尤甚；简短又铿锵有力的开场白，激起大伙敌忾同仇的斗志。

工委会主席王枝木欢迎词提及“心中有了大目标，千斤万担也敢挑”，道出南大精神肯负责、敢担当的一面；“雪压竹枝低，虽低不着泥；一朝红日升，依旧与天齐。”突出南大精神的强韧性和自强不息、力争上游的顽强战斗力。

《薪传奖》得奖人、舞者缪长青客串司仪，娓娓道出她从父亲缪进新身上见到的南大精神，肯定这股精神是策励儿女向上向善的源泉。真挚、充满感情的言词有如南大精神的颂歌，打动每个人心扉，不少人眼眶红了。南大精神后继有人，处心积虑要把南洋大学从人们记忆中抹去的意图，永远不会得逞。

两年前，周增禧代表霹雳南大校友会在北京接旗之后，作出一定把本届联欢会办好的决心，他们做到了！周会长和工委们疲惫又满足的脸色告诉我们，他们是全心全意投入工作，没有违背在北京的承诺，南大精神永垂不朽！

（2010.9.18.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亲情何价

翻阅旧报，被一则《子女回家有奖赏》红字醒目标题吸引；细读内容，是中国辽宁省大连市一对退休金加起来有7千元人民币的夫妇，退休后衣食无忧，但一子三女散居各地难聚首，二老孤独寂寞难挨。

这对夫妇每个周五都给子女打电话，催促他们回家共渡周末，但是每人都有一大堆推搪的理由。再三考虑之后，夫妇俩决定以“回家有赏”鼓励子女多多回家。

奖金只有区区125元人民币，不带儿孙回家还会被扣30元，但是金钱的诱惑力毕竟强。奖赏制度奏效，子女回家“探亲”频密了，二老乐开怀。

“百行孝为先”，不能与父母共处的子女经常回家探望双亲，是尽孝的一种方式；无论身居何处，只要方便，都应该时时回家。住靠近的多回，距离远的可以酌情少一些；怎么困难，过年过节，每年总得回家一二趟。

有奖赏之后就能够回家“探望”父母，说明过去的一大堆推搪理由，都是捏造、不切实的。虽说钱财是必需物，没钱万万不行，但是对父母也现实至如此地步，不能不令人感叹亲情何价！

羊有跪乳，乌鸦有反哺之恩，动物尚且懂得回馈感恩父母，万物之灵的人类，怎么“堕落”至此！

另一则新闻同样吸引了我。报导的是新加坡一位20多岁的女郎搞婚外情，红杏出墙。怀孕生子之后，总觉得这个孩子是情夫的种。她深怕情夫会和她抢孩子，请律师立协议书，白纸黑字要情夫答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和她抢这个孩子。

报道说，女主角是大学生，丈夫是工程师，情夫则是她的上司。她搞婚外情的原因，是着迷于每天穿西装打领带，表现很“绅士”的上司。她认为“穿着随便、常常接触工地的工人，说话举止粗俗”的丈夫根本不能和上司相比，因而签了协议书之后，继续和上司交往，藕断丝连。

女主角显然要鱼与熊掌兼得，丈夫给她经济保障，情夫给她生活情趣。孩子是附属品，她不是怕失去孩子，而是担心一旦情夫要这个孩子，她的婚外情就会曝光，给丈夫戴绿帽子的罪名就会加在她的头上，不能继续享受脚踏两船的乐趣。

二则新闻的核心，都是道德沦丧和价值观的堕落。新加坡的定位是发展国家，中国的定位是发展中国家，层次有别，共同点是国富民强。生活素质提升之后，亲情就变得如此不堪一击吗？中国以礼仪之邦自居，新加坡不断强调儒家思想的人文价值观，怎么都抵挡不了道德的沦丧？难道必须牺牲道德观来达致国富民强目标吗？……

问题出在哪里，必须深思。

（2010.9.17.南洋商报《古城茶馆》）

勿怪罪马华

多年前，“马华才子”翁诗杰创造性地以“当家不当权”为马华的无能和差劲表现辩护。这句话被马华御用文棍和各级领袖广泛使用，成了马华自辩的经典论，后来在舆论不断嘲笑和批判下，自觉难以自圆其说而少用了。

江山代有才人出，近日又有马华领袖要华社别怪罪马华，因为“马华是一个政党，不是政府。”他提醒华裔选民不要由于执法官员态度不良，把账算在马华身上。

他认为，“政党和政府不同，马华是一个政党，一直积极在工作，可是执行任务的人并非马华党员。”

说这些话的马华领袖是马六甲的古乃光律师。此君来头不小，是马华中委、马华武吉卡迪区会主席、前行政议员。2008年大选落败后，被国阵州政府委任为马六甲爱极乐选区发展协调委员会主席，是甲州马华活跃领袖。

同是为马华的无能辩护，论层次和高度，古乃光的新论不比翁诗杰的旧论，可是翁诗杰是党选中铩羽的失败者，古乃光却是当红炸子鸡，是辅佐蔡细历上台的功臣。当家不当权论束之高阁，“勿怪罪马华”够分量取而代之吗？

政府是一个政治体系，是在某个区域订立、执行法律和行政管理的一套机制。广义的政府包括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军事机关等等，狭义的政府单指国家行政机关。在我国，又有中央政府和州政府之别。

民主制度下的政府，是通过一人一票选举机制产生的，注册政党都可以派人参与选举，中选议员人数占多数，就可以组织政府。马华是联合执政的国阵成员党之一，不应该把马华硬硬从政府中剔除。

马华如果不是政府，大选落败的古乃光，怎能被州政府委任为拥有支配选区拨款权力的选区发展协调委员会主席，骑劫本该属于在该区中选、名正言顺的反对党州议员的拨款呢？

华教方面，马华喊的口号从最初的“与华教共存亡”到“与华小共存亡”，连降三级；行政方面，“当家不当权”论之前，马华是以“行政偏差”为自己辩护。古乃光的“勿怪罪”论如果被采纳，肯定给人一蟹不如一蟹之慨。

没有正视华社需求，把权位利益放在民族大业之前，不论创造出什么堂皇理论，都难以赢取华社的信心。

（2010.9.17.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承认统考文凭第一步？

《1961年教育法令》出炉，当年的164所华文中学面临改制或不改制的抉择。马华是坚决赞成改制的，敲锣打鼓宣扬改制好之外，还通过各级领袖向董事部施压，或甜言蜜语，或威迫利诱，终极目标就是要华文中学乖乖听话改制成为国民型中学。

绝大多数华文中学董事部软化了，坚持母语教育，不愿向压力屈服的少数，选择不接受政府的津贴，成为以母语为教学媒介的独立中学。

初期的独中被视为收留落第生和“破铜烂铁”的补习学校，整体士气低落，危机重重。马华冷眼旁观之余，恐怕还有“这就是下场”的快感。

风水轮流转，经过30多年的奋斗和建设，今天的独中办学已经达到一定学术水平，统考文凭被全球500多所大专承认。统考文凭海外有价，308政治大海啸中失去2/3优势的国阵政府不能不另眼相看，马华紧随风向喊出“承认统考文凭”，向华社邀功。

全面承认难上加难，只能退而求其次。争取独中生进入师训，是马华致力的一个目标。多月“争取”，终于使教育部同意让独中生申请进入师训学院，条件是：必须在大马教育文凭（SPM）考试中，考获包括马来文在内的4科优等。

这个先决条件不但和早前宣称的“马来文单科及格即可”相去甚远，“单凭统考文凭进不了师训”的一锤定音，也等于矮化统考文凭；归根就底，就是统考文凭不如SPM。华社哗然，董教总说“缺实质意义”，民政主席许子根认为“太苛刻、不合理、不合逻辑。”

一片非议声中，只有马华总会长蔡细历踌躇满志喜上眉梢，认为是一大成果。他在回应记者询问统考文凭何时受承认时，这么反问：“这不就是已经受到承认了吗？”（2010.9.9.星洲日报）

2000年11月20日，曾经和谢敦禄、李三春、李润添等人大力鼓吹华文中学改制的前教育部副部长李孝友为当年的错误，公开向华社道歉说：“我很痛恨（欺）骗我的人，我很天真（地）就受骗，而来骗大家。”

马华建党以还，就只有李孝友一个人敢于坦然面对华社，作出道歉。回避历史、不敢面对历史是马华领导层特质；大义凛然办不到，只能做些补锅、灭火工作，还以为华社健忘，沾沾自喜向华社邀功。举着“重振马华”、“高调问政”两面大纛的蔡细历，也不例外。

（2010.9.14.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玛琳交通灯状况连连

交通灯原本就是为了取代交通岛而设，除非很不得已，两者并存是绝无仅有的；非同时存在不可，往往是圆凿方枘，格格不入。

不幸的是：三个月前装置的玛琳交通灯，正是由于两者并存，状况连连；驾车人士大吐苦水，尽可能绕道之余，还成为马六甲地方版的热点新闻，见报率颇高。

一些报纸以“缩小仍不足够，车擦身过”的大字标题报道，访问了几位每天上下班必须经过的驾车人士，深入报道他们的苦衷，希望当局能够正视并尽速改善。

人多的地方，人与人之间擦身而过稀松平常；车辆在疏解交通拥挤、避免争先恐后现象的交通灯前，也必须擦身而过，为什么？车和人不同，两车擦身而过，多么危险！

报道说：车子从玛琳路直驶，根据交通灯指示经由交通岛回转时，来不及完成就会碰到右手边来的车子，导致两车擦身而过，偶尔还发生碰撞。有时，右边来的车主以为对方闯红灯而感到不满，甚至起冲突。

玛琳再也园居民协会主席苏德招说，缩小交通圈不能有效克服交通拥挤问题，驾车人士还是需要在红绿灯前等候相当长时间。他希望当局尽快改装智慧型交通灯，缩短车辆等候绿灯的时间，改善交通拥挤问题。

何谓智慧型交通灯？一般的理解，就是能够根据车流量来控制红绿灯时间，避免不必要的冗长等待，导致浪费宝贵时间又加剧环境污染。

不过，电脑控制的智慧交通灯如何能干，终究还是只能依照设定的程序刻板工作。上述报道出现的状况，不但关系到不同方向红绿灯的时间，还有车子的性能和速度、驾驶人的技术、反应和胆量等等，这些关系到“人”的因素，不是智慧型交通灯所能预测和控制的。

彻底解决之道，还是回到根本。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当局必须在岛和灯之间作出取舍，不能天真地以为有能力解决两者并存的矛盾。之前的拥挤情况，加上装设交通灯之后缩小交通岛仍然解决不了问题，已经足以证明交通岛是祸首，还等什么？难道还要花钱请外国专家来视察作报告才可以决定？

不要继续用什么大沟渠交汇点、技术困难等等授人以柄、不成理由的理由来自圆其说了，人民听厌听腻了；广大市民要见到的是完满解决拥挤问题，交通顺畅！

(2010.9.13.南洋商报《古城茶馆》）

一场闹剧

马六甲的停车收费制是独一无二、全年无休的，旅游区和附近一带周日假期照收不误；假日驾车到马六甲游玩的外地人不是被抄牌，就是苦于无处购买停车固本，迫得付高价向前来兜售的黄牛集团购买。

市议会从早期雇人写票到使用收费表，再到今天的固本制，逐步朝节省人力资源方向走；但是管理制度从自己经营转为今天的私营化，弊病丛生，非议接二连三。

过去，只有商业区需付停车费，花园和住宅区全免，私营化之后大相迳庭。近郊的武吉波浪和默迪卡再也、爱极乐花园的居民，日前就为了市议会贸然决定收费，群起抗议。

私营化以来，这些地区居民已经是第二次面对这种“威胁”了；之前，市议会也是在完全没有预先通知之下，突然在区内竖立收费的告示。

上一回，首席部长与爱极乐区城市及治安发展委员会以及乡村治安发展委员会协商之后，同意取消默迪卡花园、武吉波浪花园及爱极乐区停车格收费，言犹在耳，市议会如今竟公然背道而驰，怎不令居民愤怒？

马华市议员向激愤的居民说对此次突然决定收费“不知情”，该区反对党州议员邱培栋反问：“汉都亚市议会主席卡玛鲁汀曾在会议上提出有关设立停车格的事，马华市议员怎能说不知情？”他也讥笑马华市议员和居民一起拉抗议布条之举。

亡羊补牢的马华市议员力图将功赎罪，向汉都亚再也市议会主席卡玛鲁汀提起首席部长当年不收费的承诺，他居然说将再询问首席部长才做决定。不能不让人质疑：法治精神究竟是否存在，或者已经荡然无存？

邱培栋说据他所知，“市议会与私人公司的合约规定，每年固定增加一定数量的收费停车格，有损人民利益。”他呼吁市议会处事透明化，公布合约内容。法治精神不彰显，单凭首席部长的承诺，能保多久？

民情不可挡，群情激愤之下，市议会总算“暂时”取消收费，像闹剧一样收场了。合约不修正，闹剧肯定重演，只是不知什么时候再度登场。

当朝的马华市议员和居民一起拉抗议布条的事，已有先例。马华大当家未任行政议员之时，不也曾经和士马木居民同举标语，抗议天桥承包商迟迟不能完工吗？追究下去，就是“有人在朝好办事”的大讽刺。

（2010.9.10.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向来被认为是中国以外最成功、最能保存中华文化传统的一环。马来西亚华文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各个领域都有卓越表现，尤其在中华文化的传承和文学创作，更是成就非凡。

这个了不起的成就得来不易，是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奉献和牺牲换来的，不是哪一方面的恩赐。

回首走过的路，瞻望前景，感慨满怀却又充满乐观和希望；马来西亚华教的前途就掌握在我们手里。华文教育今后的发展如何，前景如何，决定于我们如何看待民族教育，准备为华教作出何等努力。

华教的滥觞和华教运动

零落记录显示马六甲在1815 年已经设立了华文学校，可惜没有确凿的佐证资料；有据可考的最早华文学校是1819年，以私塾形式出现在槟城的五福书院。五福书院是马来西亚华教的滥觞这个说法，已被多数人接受。

从社会运动角度看，坚持民族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保存民族的文化内涵，不但要承载语言文字，还要维持传统的道德观和社会伦理。五福书院的历史超过190年，很快就迈入200年了，今天的华校，到底保存了多少中华文化的传统和内涵，与五福书院创办之初的要求和目标差别大吗、为什么……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从殖民地时代开始，维护华教就是一场又一场永无休止的斗争。华社为了保持华文教育的纯正性和争取华教应有的平等地位，和当政者进行激烈的抗争。1957年独立之后，华教并不由于华人已是国家的一分子，是参与垦荒、卫国、立国、建国的三大民族之一而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平等地位。修正后的1996年教育法令虽然没有了令华社深感不安几十年的“最终目标”四个字，但是单一语文教育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两线制逐渐成型虽然使当权者对华教另眼相看，但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华社还是有必要提高警惕，战战兢兢面对一切可能随时改变的轨道。

华小的困境

小学是基础教育，是培育下一代对文化认同的最重要环节。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虽然已经被纳入国家教育系统，可是华小得到的待遇与国小比起来，不但差距很大，而且经常受到所谓“行政偏差”的人为阻难。以第十大马计划的教育拨款来说，华小生人数占总数21%，可是拨给华小的款额只有区区3.6%，完全不成比例。

纳入国家教育体系的华小，课程是统一的，内容与其他源流小学没有两样，只有教学媒介语的不同。课本马来西亚化了，本土观念至上，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还能存多少，令人忧心忡忡。

必须担忧的，是当政者对“本土”的诠释，是以单一种族为依归，其他民族的传统价值观不是被放置一边，就是有意矮化甚至忽略。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令人不胜唏嘘。

华小面对的另一个显著困境，就是近九成华人家庭把子女送入华小，当前的华小数目已不能够满足所有要家长的需求。增建新的华小难上加难，学额又爆满，迫得部分学生家长忍痛把子女送到国小就读。如果不是这个局限，进入华小接受基本民族教育熏陶的华人子弟肯定更多；华小如果得到公平对待，华小的数目肯定不止目前的1291间。

华教的最大危机，是合格华文师资严重短缺，全国华小短缺约4000名合格的华文老师，不足之额由没有经过正统教学训练的临教来充数。令人心寒的是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几十年了，至今没有改善的迹象。历任的马华副教育部长都作出彻底解决的承诺，可是人选换了一个又一个，短缺人数依旧不减。这种情况不但凸显华裔政党的无所作为，也说明当政者不愿意从根本上解决华教问题。

华基政党的无能

华小得不到公平对待，和华基政党不争气、不认真看待华社对母语教育的需求息息相关。华社一路来信任一个自诩为华人争取权益和应有地位的华人政党。事实证明这是华社的一厢情愿，是不切实际的。

究其原因，是这个政党的最高领导人早期都是由不具备华文背景的人出任，他们对华教只有皮毛的认识，有些甚至是看轻自己的文化，极力排斥华教的。要靠这些人维护华教，在政府内部为华教争取应得权益，是缘木求鱼。

这个政党后期虽然由懂得华文，甚至是华校出身的人领导，但是唯唯诺诺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党的文化已经成型，个人官位和集团利益重于民族事业已是难以挽回的现实。

这个党对华教的无力表现，可以从三个方面见出来。一个是争取的目标从早期的“争取华教平等地位，与华教共存亡”到只强调“与华小共存亡”，是步步后退，已经无可退路了。

第二方面，是提倡“华人教育”取代华文教育。

华社向来强调和争取的，是华文教育应有的公平待遇和平等地位。这个政党的无能使华教地位岌岌可危，甚至到了生死存亡境地。华社极力捍卫之际，这个政党却以“华人教育”来掩饰自己的过失和无能。

所谓华人教育，指的是华人受教育的机会；这个“教育”是广泛性的，不是单指华文教育。换言之，这个政党认为，华人只要有受教育的机会就好，不必计较受的是什么教育。

为了鼓吹和落实他们的主张，华社热火朝天为独立大学奔波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支持，反而大泼冷水，以“铁树开花”形容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又成立符合“华人教育”理念的学院打击拟议中的独立大学。

继续把华小分为全津和半津，是该党争取不力的另一片遮羞布。

“全津”和“半津”之分是教育部官员为了掩饰拨款和行政不公而自圆其说的，《1996年教育法令》根本没有这样的的划分；教育法令也规定政府必须承担每一所华小的行政和发展开销，不应把这些责任推卸给华小董事会，或通过各种行政措施来边缘化华小。

这套把戏早已被揭穿，可是这个政党完全漠视事实，面对拨款不公投诉时，还是喜欢以“你们的校地没有献给政府，属半津学校，不能享受全津学校一样的待遇”做挡箭牌。

独大运动

华社在1967年决定创建独立大学，是华教史轰轰烈烈的一页。

长期以来，华社就以建立华文教育完整体系为目标；1955年成立的南洋大学使新马华教有了一个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新加坡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之后，新马分家，南大成了外国大学，当年出钱出力的马来西亚人的弟子要到南大升学，一律以外国学生看待。

新加坡政府在李光耀主导下，1960年代中期开始把政治势力引进南大，又根据臭名昭彰的王賡武报告书的建议，逐步把南大从华文大学变质为英文大学，并且不顾马来西亚华社当年倾全力为南大筹款的事实，对来自马来西亚的独中生施加诸多限制，包括限制报考和就读人数等等。那个时候开始，华社就有自创大学的意愿。

促成华社要建华文大学的近因，是1967年教育法令断了独中生出国之路，迫得华社决定成立独大来容纳独中生，使独中生能够继续他们的学业。可以这么说，独大是被政治局势迫出来的。

由于是被迫出来的，争取成立独大的诉求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主要是条件不足，未至成熟阶段。不过，独大的号召，激起华人对民族教育的索求，却是一个了不起的收获。今天的新纪元学院、南方学院和韩江学院，可以说是独大精神感召下成立的。

独中和统考文凭

独中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特色。

独中的成立背景，要追溯到1961年的教育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华文中学只有接受改制才能得到政府的津贴。改制后的华文中学必须根据政府的规定办学，换句话说，就是原有的华文教育特色淡薄了，取而代之的是以英文和国文为教学媒介。

政府虽然许下改制华文中学可以保留1/3课程以华语华文授课的承诺，但是大部分华文中学董事会依然抱着观望态度，不愿贸然接受。马华党要谢敦禄、李三春、李润添、李孝友等人于是先后在电台发表讲话，鼓吹改制的好处，并保证政府一定遵守保留1/3华文授课时间的承诺。

威迫利诱下，大部分华文中学改制了，只有少数坚持母语教育立场，坚决不改制，宁可自食其力而成为独立华文中学。

改制后的前华文中学，早期称“国民型中学”，过后一律改称国民中学，教学媒介语是国语。当年承诺的1/3华文授课时间只剩下华文一科以华语授课，目前，华文科已不得不在正课以外上课。

站稳母语教育立场、坚持独立自主的华文独立中学目前共有60间。独中走过坎坷的道路，一度沦为收留落第生的学校。胡万铎、沈亭等人在1973年发起独中复兴运动，发出一人一元捐献独中的号召，获得华社热烈响应；在董教总积极配合下成立《独中工作委员会》领导独中的发展工作，独中从此走上康庄大道，越办越好。

董教总1975年主办统考以来，统考文凭的地位越来越被认可，得到全球超过500大专的承认，独中生可以根据统考成绩直接进入就读。怪异的是统考文凭在国外有价，马来西亚政府却始终不肯承认，把独中生排斥在外。

两线制现曙光，情势的发展迫使政府不得不正视国内要求承认统考文凭的高昂呼声，开始向华社伸出橄榄枝，直接或间接发出“正考虑承认统考文凭”暗示，可是来自极端组织和种族主义分子的叫嚣，又使政府畏畏缩缩，始终停留在“讲”的阶段。

董教总的金字招牌还闪亮吗？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成就，和董教总的正确领导分不开，华社全力当董教总的后盾，也是主要因素。

为了保住民族教育的根，为了保存华校的特质，董教总领导人不畏强权，不计个人得失，在最艰难时刻挺身而出，与破坏分子划清界限。董教总的杰出领导人如林连玉、林晃升、陆庭谕、胡万铎、沈慕羽、张雅山等人，都曾经作出牺牲，公民权被褫夺、被打得头破血流、身陷囹圄、被控上庭、放弃事业……不一而足。

教总和董总在1950年代先后成立以来，领导华社站稳母语教育立场，抗拒一切不利华教的法令言行。1951年的巴恩教育报告书、1952年的教育法令、1954年的教育白皮书、1956年的拉萨报告书、1960年的达立报告书、1961年的教育法令、1969年的阿兹报告书......都在鼓吹单元教育路线，对母语教育极为不利。董教总都及时指出弊端所在，领导华社抗争到底，屡败屡战却不影响威信。

董教总领导人“宁可坐牢也不放弃”的坚定立场和一路来的作为，树立了崇高的形象，擦亮了董教总的金字招牌。华社在教育问题方面以董教总马首是瞻，紧密追随董教总的号召，与董教总站在同一阵线，做董教总的坚强后盾。

可惜的是2005年郭全强退休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华社的向心力越来越弱，金字招牌不再亮丽了。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新纪元事件，使华教运动产生严重分歧，出现两条路线的激烈争论，谁是罪魁祸首，历史自会评价。

董总和教总向来是站在同一阵线、看法一致的，如今也出现了分歧。最明显的是应否废除小学鉴定考试和UPSR考试方面，教总宣布支持废除，董总则模棱两可未有定论。

董总日前又为了华教常识比赛出题偏差，与主办团体华校校友会联合总会产生摩擦，部分校友联理事甚至作出与董总划清界限的呼吁。

董总领导层指责柯嘉逊当新纪元学院院长时账目不明而花了10万元委任KPMG进行财务稽查，调查报告去年11月已经完成了，至今迟迟没有公布，让外界有很多猜疑。这是与历届董总领导人光明磊落，坦然做事、透明化的心态，背道而驰的。

凡此种种，都凸显董教总威信已经不如以往，当今领导人的作风和风格、路线与过去有很大的差异和分野。董教总这块金字招牌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先前的金光熠熠，是华社关注的课题。

华教的前景

董教总金字招牌褪色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必然因素。1980年代以来，各地区的华教组织在政党有计划性的渗透下，质方面已经起了变化；有心人操弄下，方向不明确了，目标模糊了。

308政治大海啸迫使政府的政策逐步开放和民主人权呼声越来越响亮之际，当华教组织领导人不再如早期那样有“危险性”了；政党势力掌控华教组织之后，沽名钓誉者纷纷成为领导人；对民族教育毫无认同，向来鄙视华教，不曾把子女送入华小就读的人，只要乖乖“听话”，也可以坐上华教组织最高领导人位子。

当前的华教组织龙蛇混杂，良莠不齐，领导层已非早期那么单纯了。

华教问题多如牛毛，不是一夕之间能够完满解决的。政治局势的快速发展和公民社会概念的兴起，使华社认识到华教问题不能够孤立看待，而是应该和民主人权和公民社会挂钩，教育机会平等、母语地位平等才是根本。

统考文凭是政治问题，不是学术问题；统考文凭已经走入全球，政府承认与否，不会影响人们对独中的评价。独中为国家培养通晓三语的人才，政府不承认是短视，承认是给回我们应得的东西；在华社支持下，独中肯定持续茁壮成长，越办越好。

华教运动今后的方向，要着重在建立巩固的理论基础，激发学生的求学求知欲望；未来世界的需求是多元思想多语能力，兼顾三语是现实需要，只是我们还缺乏研究和理论上的建立。

族魂林连玉先生被褫夺公民权和取消教师准证后，1961年12月7日在《告别教总同仁》致辞中这么说：“一切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平等的权利重于生命……华人必须认识华文，母语教育必须平等，必须维护华校……华人对教育总要求的实现，便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铿锵有力的词语，50年后的今天听来还是那么有震撼力，那么撼动人心。华教人士必须紧记他的话，坚定不移地沿着林连玉、林晃升等人的足迹和指明的方向，站稳立场，迈开脚步为民族教育的平等地位作出必要的贡献。

（2010.9.4.于全球南大校友联合会座谈会上的讲话）

南大没有拖尸文化

报载：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迎新会玩过火，状况连连，3名新生受伤入院。

同是简称“南大”的南洋理工大学和南洋大学是两间大专，办学方针和精神内涵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云南园儿女心目中的南大，绝对不同于新加坡政府当前强调的南大。单是拖尸文化，就迥然不同。

当年的南大，哪有拖尸这回事？笔者在拙著《回忆云南园》的<迎新周>一文中，就这么指出：“南大的建校背景，使南大生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南大校风淳朴，从来没有拖尸，校方不准，同学也不喜欢这玩意。

“南大同学是以非常大的热忱和一颗诚恳的心，欢迎新同学……新生无需带着惧怕的心理跨进校园，他们可以昂首阔步，怀着理想，抱着希望，到云南园接受民族教育的熏陶。

“迎新周的高潮，是周末晚上在篮球场举行的盛大迎新晚会。这时，旧餐厅前面的篮球场张灯结彩，一片节日气氛；播音机播放的进行曲扣人心弦，振奋人心……晚会开始前，新同学先列队在篮球场中央，由旧生把一朵鲜红小纸花结在襟上。这朵花，象征新旧同学的友爱和温馨，表示彼此已是一家人，今后将携手共进，向学术疆场进军，也有负起南大的神圣使命，培养高洁情操，为民族、为国家社稷献身……很多新同学被这股热情感动，珍惜襟上的小红花，带回宿舍，插在蚊帐上。”

拖尸源自英文“toss”，是发韧于1920年代美国校园的玩意，原是新旧大学生之间开玩笑的一种游戏，后来越玩越胡闹，甚至搞出人命。我国皇家军事学院就曾经发生新生受到学长“拖尸”欺凌而死亡事件，不少大专学府已经严禁迎新周有“拖尸”文化。

新加坡政府把南大校友名册迁入南洋理工大学，一直要南大儿女认同南洋理工大学是南洋大学的延续，还篡用篡用南大历史，徐冠林校长甚至要借尸还魂，把南洋理工大学“正名”为南洋大学，单是拖尸这个颓废文化就与南大精神格格不入，南大儿女怎能认同呢！

第12届全球南大校友联欢会将于9月3日至5日举行，五湖四海的南大儿女在南大精神感召下将在怡保聚首话旧。这则新闻一定加深南大儿女对母校的怀念，激励南大儿女更积极发扬南大精神！

（2010.9.3.东方日报《龙门阵•忠言逆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