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向来被认为是中国以外最成功、最能保存中华文化传统的一环。马来西亚华文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各个领域都有卓越表现,尤其在中华文化的传承和文学创作,更是成就非凡。
这个了不起的成就得来不易,是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奉献和牺牲换来的,不是哪一方面的恩赐。
回首走过的路,瞻望前景,感慨满怀却又充满乐观和希望;马来西亚华教的前途就掌握在我们手里。华文教育今后的发展如何,前景如何,决定于我们如何看待民族教育,准备为华教作出何等努力。
华教的滥觞和华教运动
零落记录显示马六甲在1815 年已经设立了华文学校,可惜没有确凿的佐证资料;有据可考的最早华文学校是1819年,以私塾形式出现在槟城的五福书院。五福书院是马来西亚华教的滥觞这个说法,已被多数人接受。
从社会运动角度看,坚持民族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保存民族的文化内涵,不但要承载语言文字,还要维持传统的道德观和社会伦理。五福书院的历史超过190年,很快就迈入200年了,今天的华校,到底保存了多少中华文化的传统和内涵,与五福书院创办之初的要求和目标差别大吗、为什么……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课题。
从殖民地时代开始,维护华教就是一场又一场永无休止的斗争。华社为了保持华文教育的纯正性和争取华教应有的平等地位,和当政者进行激烈的抗争。1957年独立之后,华教并不由于华人已是国家的一分子,是参与垦荒、卫国、立国、建国的三大民族之一而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平等地位。修正后的1996年教育法令虽然没有了令华社深感不安几十年的“最终目标”四个字,但是单一语文教育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两线制逐渐成型虽然使当权者对华教另眼相看,但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华社还是有必要提高警惕,战战兢兢面对一切可能随时改变的轨道。
华小的困境
小学是基础教育,是培育下一代对文化认同的最重要环节。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虽然已经被纳入国家教育系统,可是华小得到的待遇与国小比起来,不但差距很大,而且经常受到所谓“行政偏差”的人为阻难。以第十大马计划的教育拨款来说,华小生人数占总数21%,可是拨给华小的款额只有区区3.6%,完全不成比例。
纳入国家教育体系的华小,课程是统一的,内容与其他源流小学没有两样,只有教学媒介语的不同。课本马来西亚化了,本土观念至上,民族传统文化价值还能存多少,令人忧心忡忡。
必须担忧的,是当政者对“本土”的诠释,是以单一种族为依归,其他民族的传统价值观不是被放置一边,就是有意矮化甚至忽略。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令人不胜唏嘘。
华小面对的另一个显著困境,就是近九成华人家庭把子女送入华小,当前的华小数目已不能够满足所有要家长的需求。增建新的华小难上加难,学额又爆满,迫得部分学生家长忍痛把子女送到国小就读。如果不是这个局限,进入华小接受基本民族教育熏陶的华人子弟肯定更多;华小如果得到公平对待,华小的数目肯定不止目前的1291间。
华教的最大危机,是合格华文师资严重短缺,全国华小短缺约4000名合格的华文老师,不足之额由没有经过正统教学训练的临教来充数。令人心寒的是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几十年了,至今没有改善的迹象。历任的马华副教育部长都作出彻底解决的承诺,可是人选换了一个又一个,短缺人数依旧不减。这种情况不但凸显华裔政党的无所作为,也说明当政者不愿意从根本上解决华教问题。
华基政党的无能
华小得不到公平对待,和华基政党不争气、不认真看待华社对母语教育的需求息息相关。华社一路来信任一个自诩为华人争取权益和应有地位的华人政党。事实证明这是华社的一厢情愿,是不切实际的。
究其原因,是这个政党的最高领导人早期都是由不具备华文背景的人出任,他们对华教只有皮毛的认识,有些甚至是看轻自己的文化,极力排斥华教的。要靠这些人维护华教,在政府内部为华教争取应得权益,是缘木求鱼。
这个政党后期虽然由懂得华文,甚至是华校出身的人领导,但是唯唯诺诺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党的文化已经成型,个人官位和集团利益重于民族事业已是难以挽回的现实。
这个党对华教的无力表现,可以从三个方面见出来。一个是争取的目标从早期的“争取华教平等地位,与华教共存亡”到只强调“与华小共存亡”,是步步后退,已经无可退路了。
第二方面,是提倡“华人教育”取代华文教育。
华社向来强调和争取的,是华文教育应有的公平待遇和平等地位。这个政党的无能使华教地位岌岌可危,甚至到了生死存亡境地。华社极力捍卫之际,这个政党却以“华人教育”来掩饰自己的过失和无能。
所谓华人教育,指的是华人受教育的机会;这个“教育”是广泛性的,不是单指华文教育。换言之,这个政党认为,华人只要有受教育的机会就好,不必计较受的是什么教育。
为了鼓吹和落实他们的主张,华社热火朝天为独立大学奔波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支持,反而大泼冷水,以“铁树开花”形容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又成立符合“华人教育”理念的学院打击拟议中的独立大学。
继续把华小分为全津和半津,是该党争取不力的另一片遮羞布。
“全津”和“半津”之分是教育部官员为了掩饰拨款和行政不公而自圆其说的,《1996年教育法令》根本没有这样的的划分;教育法令也规定政府必须承担每一所华小的行政和发展开销,不应把这些责任推卸给华小董事会,或通过各种行政措施来边缘化华小。
这套把戏早已被揭穿,可是这个政党完全漠视事实,面对拨款不公投诉时,还是喜欢以“你们的校地没有献给政府,属半津学校,不能享受全津学校一样的待遇”做挡箭牌。
独大运动
华社在1967年决定创建独立大学,是华教史轰轰烈烈的一页。
长期以来,华社就以建立华文教育完整体系为目标;1955年成立的南洋大学使新马华教有了一个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新加坡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之后,新马分家,南大成了外国大学,当年出钱出力的马来西亚人的弟子要到南大升学,一律以外国学生看待。
新加坡政府在李光耀主导下,1960年代中期开始把政治势力引进南大,又根据臭名昭彰的王賡武报告书的建议,逐步把南大从华文大学变质为英文大学,并且不顾马来西亚华社当年倾全力为南大筹款的事实,对来自马来西亚的独中生施加诸多限制,包括限制报考和就读人数等等。那个时候开始,华社就有自创大学的意愿。
促成华社要建华文大学的近因,是1967年教育法令断了独中生出国之路,迫得华社决定成立独大来容纳独中生,使独中生能够继续他们的学业。可以这么说,独大是被政治局势迫出来的。
由于是被迫出来的,争取成立独大的诉求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主要是条件不足,未至成熟阶段。不过,独大的号召,激起华人对民族教育的索求,却是一个了不起的收获。今天的新纪元学院、南方学院和韩江学院,可以说是独大精神感召下成立的。
独中和统考文凭
独中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特色。
独中的成立背景,要追溯到1961年的教育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华文中学只有接受改制才能得到政府的津贴。改制后的华文中学必须根据政府的规定办学,换句话说,就是原有的华文教育特色淡薄了,取而代之的是以英文和国文为教学媒介。
政府虽然许下改制华文中学可以保留1/3课程以华语华文授课的承诺,但是大部分华文中学董事会依然抱着观望态度,不愿贸然接受。马华党要谢敦禄、李三春、李润添、李孝友等人于是先后在电台发表讲话,鼓吹改制的好处,并保证政府一定遵守保留1/3华文授课时间的承诺。
威迫利诱下,大部分华文中学改制了,只有少数坚持母语教育立场,坚决不改制,宁可自食其力而成为独立华文中学。
改制后的前华文中学,早期称“国民型中学”,过后一律改称国民中学,教学媒介语是国语。当年承诺的1/3华文授课时间只剩下华文一科以华语授课,目前,华文科已不得不在正课以外上课。
站稳母语教育立场、坚持独立自主的华文独立中学目前共有60间。独中走过坎坷的道路,一度沦为收留落第生的学校。胡万铎、沈亭等人在1973年发起独中复兴运动,发出一人一元捐献独中的号召,获得华社热烈响应;在董教总积极配合下成立《独中工作委员会》领导独中的发展工作,独中从此走上康庄大道,越办越好。
董教总1975年主办统考以来,统考文凭的地位越来越被认可,得到全球超过500大专的承认,独中生可以根据统考成绩直接进入就读。怪异的是统考文凭在国外有价,马来西亚政府却始终不肯承认,把独中生排斥在外。
两线制现曙光,情势的发展迫使政府不得不正视国内要求承认统考文凭的高昂呼声,开始向华社伸出橄榄枝,直接或间接发出“正考虑承认统考文凭”暗示,可是来自极端组织和种族主义分子的叫嚣,又使政府畏畏缩缩,始终停留在“讲”的阶段。
董教总的金字招牌还闪亮吗?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成就,和董教总的正确领导分不开,华社全力当董教总的后盾,也是主要因素。
为了保住民族教育的根,为了保存华校的特质,董教总领导人不畏强权,不计个人得失,在最艰难时刻挺身而出,与破坏分子划清界限。董教总的杰出领导人如林连玉、林晃升、陆庭谕、胡万铎、沈慕羽、张雅山等人,都曾经作出牺牲,公民权被褫夺、被打得头破血流、身陷囹圄、被控上庭、放弃事业……不一而足。
教总和董总在1950年代先后成立以来,领导华社站稳母语教育立场,抗拒一切不利华教的法令言行。1951年的巴恩教育报告书、1952年的教育法令、1954年的教育白皮书、1956年的拉萨报告书、1960年的达立报告书、1961年的教育法令、1969年的阿兹报告书......都在鼓吹单元教育路线,对母语教育极为不利。董教总都及时指出弊端所在,领导华社抗争到底,屡败屡战却不影响威信。
董教总领导人“宁可坐牢也不放弃”的坚定立场和一路来的作为,树立了崇高的形象,擦亮了董教总的金字招牌。华社在教育问题方面以董教总马首是瞻,紧密追随董教总的号召,与董教总站在同一阵线,做董教总的坚强后盾。
可惜的是2005年郭全强退休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华社的向心力越来越弱,金字招牌不再亮丽了。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新纪元事件,使华教运动产生严重分歧,出现两条路线的激烈争论,谁是罪魁祸首,历史自会评价。
董总和教总向来是站在同一阵线、看法一致的,如今也出现了分歧。最明显的是应否废除小学鉴定考试和UPSR考试方面,教总宣布支持废除,董总则模棱两可未有定论。
董总日前又为了华教常识比赛出题偏差,与主办团体华校校友会联合总会产生摩擦,部分校友联理事甚至作出与董总划清界限的呼吁。
董总领导层指责柯嘉逊当新纪元学院院长时账目不明而花了10万元委任KPMG进行财务稽查,调查报告去年11月已经完成了,至今迟迟没有公布,让外界有很多猜疑。这是与历届董总领导人光明磊落,坦然做事、透明化的心态,背道而驰的。
凡此种种,都凸显董教总威信已经不如以往,当今领导人的作风和风格、路线与过去有很大的差异和分野。董教总这块金字招牌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先前的金光熠熠,是华社关注的课题。
华教的前景
董教总金字招牌褪色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必然因素。1980年代以来,各地区的华教组织在政党有计划性的渗透下,质方面已经起了变化;有心人操弄下,方向不明确了,目标模糊了。
308政治大海啸迫使政府的政策逐步开放和民主人权呼声越来越响亮之际,当华教组织领导人不再如早期那样有“危险性”了;政党势力掌控华教组织之后,沽名钓誉者纷纷成为领导人;对民族教育毫无认同,向来鄙视华教,不曾把子女送入华小就读的人,只要乖乖“听话”,也可以坐上华教组织最高领导人位子。
当前的华教组织龙蛇混杂,良莠不齐,领导层已非早期那么单纯了。
华教问题多如牛毛,不是一夕之间能够完满解决的。政治局势的快速发展和公民社会概念的兴起,使华社认识到华教问题不能够孤立看待,而是应该和民主人权和公民社会挂钩,教育机会平等、母语地位平等才是根本。
统考文凭是政治问题,不是学术问题;统考文凭已经走入全球,政府承认与否,不会影响人们对独中的评价。独中为国家培养通晓三语的人才,政府不承认是短视,承认是给回我们应得的东西;在华社支持下,独中肯定持续茁壮成长,越办越好。
华教运动今后的方向,要着重在建立巩固的理论基础,激发学生的求学求知欲望;未来世界的需求是多元思想多语能力,兼顾三语是现实需要,只是我们还缺乏研究和理论上的建立。
族魂林连玉先生被褫夺公民权和取消教师准证后,1961年12月7日在《告别教总同仁》致辞中这么说:“一切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平等的权利重于生命……华人必须认识华文,母语教育必须平等,必须维护华校……华人对教育总要求的实现,便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铿锵有力的词语,50年后的今天听来还是那么有震撼力,那么撼动人心。华教人士必须紧记他的话,坚定不移地沿着林连玉、林晃升等人的足迹和指明的方向,站稳立场,迈开脚步为民族教育的平等地位作出必要的贡献。
(2010.9.4.于全球南大校友联合会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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