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培风母校的六年，是风雷激荡的火红岁月，是意识形态为上的狂飙年代，左倾是时尚，代表进步、乐观和希望，右倾则是保守、沮丧和落伍。
我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偷偷看青年修养和《二万五千里长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普通一兵》、《刘胡兰》、《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人民英雄刘志丹》等禁书，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海外华侨广播，收集中国邮票，听中国唱片，看长城凤凰进步电影，对功课则是“生平无大志，只求60分”，能够过关就行。
从王佐校长手中接过毕业文凭离开母校，何去何从，心里实在没有底。那个时期，独中生升学之路没有今天这么广，只有台湾和南大两个选择。台湾费用低，每月只需马币60元，南大则要150元左右。
我没有到台湾的意愿，又拿不定主意去考南大，拖一拖，竟错过报名期限。看着同学一个个到外地升学，心里确实不是味道。
彷徨之际，母校的事务主任陈怀烈师告诉我图书馆需要一个助理，劝我去试试。
沉迷书海
当时的图书馆主任是张明溪师，他是我高三的级任，教华文。我样样功课不行，唯独华文和作文还可以。张老师要求很高，经常当面责备和批评学生，对我却颇有好感。我抱着姑且一试的心到图书馆见他，他二话不说，就交代我明天来“帮忙”。
没有电脑的时代，一切靠人工。借书手续就是在借书卡填上要借的书名、编号，投入箱中。我的任务就是收集借书卡，然后根据填写的资料找出要借的书；找不到，就在卡的书名上划线，表示书已借出，可以选借另一本。
工作轻松单调，我因有机会接触很多家里没有的书，对这份工作甘之如饴。我沉迷书海，从世界名著到哲学修养、音乐美术到建筑工程，看得不亦乐乎。记得当时读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丰子恺的《西洋音乐史》和《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珍•奥斯汀的《傲慢和偏见》等巨作，虽是囫囵吞枣，对我的人生观和日后的写作却很有帮助。
图书馆助理的薪水区区80大元，数目虽小，第一次拿到自己赚的钱那种甜蜜感受，永记心头。
去升学吧
沉迷于读书乐趣之中不久，大概是三个月后的一天，校工突然到图书馆找我，要我立刻去见陈怀烈师。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到办公室，陈老师脸色凝重看着我，轻声说：“你的注册被教育局拒绝了，必须马上离职。”说完，把算好的薪水袋递给我。
我轻轻谢了一声，举目望去，在办公室的陈幽谷、王群木、王祖炯、王毅坚、林筱筠等老师，都带着同情的眼光看着我。经过陈幽谷师办公桌时，她拉住我的手，用福建话安慰说：“不要紧，去升学吧！”
我没有徐志摩的气质，不会“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潇洒离开办公室，却因少不更事，当天确是带着轻松心情骑脚车出校门的。
我就这样终结了与母校图书馆的短暂情缘。过后，从其他同学口中知道，张老师对我突然离开很感意外，说我交友不慎，被误了。
报考南大
我知道已被政治部列入黑名单，在教育界谋发展是不可能了。年中，到南大升学的同学假期回来，听他们说起云南园的旖旎景色和大学的多姿多彩学习生活，对南大萌生无限向往，下定决心投考南大，在“山山皆秀色，树树尽相思”的云南园开始我另一段丰硕、温馨、美好的学习路程。
我在南大念工商管理，与写作沾不着边。今天能够提笔发一些牢骚，主要是中学时代打下坚实基础。张明溪师的一再鞭策和严格要求，程家骅师的激励和悉心指导，还有王群木、许声鹤等老师的关怀和鼓励，都使我受益不浅。
1970年代初期，我到吉隆坡通报报社找周宝振，见张老师正在校稿。那个时候，圆珠笔已经很流行了，他还是用毛笔沾红墨水改正错字。我走到他案前叫了一声“张老师！”他戴上眼镜望一望我，应了一声，又埋头工作了。听陈国庆学长说，张老师晚年很不如意，怀才不遇使他意志消沉，整天借酒浇愁。
师恩难忘
这一切都是将近半个世纪前的事，文中提到的老师都故去很久了。母校年刊《新苗》征稿，要我以“在母校的日子”为题写一些文章，勾起我对这段缘的记忆。回忆是美好的，想起恩师和在母校的日子，感恩、温馨和惆怅交织，点滴在心头。
“人生易老天难老。”我们这届同学都年过耳顺，古稀在望。师恩难忘，与同窗在母校共同学习日子，更是人生最璀璨的一页。“回忆中无歉疚，预想中有光辉。”母校100周年大庆就在眼前，冀望我培风人发挥爱校、爱华教、爱民族的大我精神，光我培风！
（重修于20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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